區分公益性用地和經營性用地，實行不同的補償標準。由于我國沒有明確的征地補償標準原則，學者們往往認為征地補償標準偏低，補償范圍狹窄，屬于不完全補償。這種不完全補償導致了被征地農民合法權益的損害。要解決這一問題，比較流行的辦法是根據項目的目的是否為盈利，將項目劃分為公益性用地和經營性建設用地，然后通過實施不同的補償標準，獲得相應的土地使用權。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不同的差別化補償標準方案，包括差別化補償原則方案和差別化社會保障方案。土地價格補償標準和綜合區統一年產值。制度創新的積極意義，除了解決“同地不同價”問題外，還在于提高被征地農民的相對利益，促進區域間補償公平，增加政策透明度，抑制地方政府的尋租行為。地價與綜合區統一年產值的補償是其他因素在年產值倍數基礎上疊加的結果。

分享項目收益的征地補償標準。這些補償方式的創新，主要目的是讓被征地農民共享工程利益，緩解征地矛盾，促進工程順利實施。制度創新的積極意義，除了提高被征地農民的補償標準外，還在于對被征地農民進行年度分紅的方式。將一次性補償改為長期補償，既避免了被征地農民的突然支出，又降低了企業投資初期的投融資難度。市場化征地補償標準。鑒于原征地補償標準具有強烈的計劃經濟思維特點，不適應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因此，絕大多數學者似乎對土地補償標準改革的方向達成了共識，認為應該引入市場機制。市場化征地補償標準是一種參與式定價模式，是農民與業主就補償價格達成一致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角色必須由“征地承包人”轉變為“征地監督員”。如圖4所示，試圖通過市場化征地補償的方式，將村集體或失地農民的補償比原標準提高p2p1e1e2。四類征地補償標準創新問題區分公益性和經營性用地并不能真正解決補償問題。區分公益性用地和經營性用地，實行不同的補償標準，是一種常見的方式。然而，這種補償在我國的土地征收補償實踐中并沒有得到實現和應用。原因是這種補償方式存在巨大缺陷。

首先，界定公益性和經營性用地的問題很難解決，因此對所謂公益性的具體內容很少達成共識，這就為公益性的泛化提供了空間。二是矛盾問題。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通過土地征收等方式將城市土地國有化，建立了城市統一土地所有制。如果區分公益性用地和經營性用地，采用不同的方式取得城市建設用地，可能會導致城市土地二元所有制問題。現實中，城市二元土地所有權問題一直困擾著大中城市的發展。其次，傳統的“不受稀缺而受不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不同的補償標準恰恰觸動著被征地農民的敏感神經。這種補償的不合理性主要體現在“同地不同價”和各種補償方案之間的補償差距上。

綜合區的地價和統一的年產值補償標準仍然是傳統的計劃經濟思維。綜合地價和統一年產值是征地補償實踐中應用最為廣泛的征地補償標準。然而，隨著實踐的深入，暴露出來的問題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

首先，“解決”同一個地方的不同價格會產生不同的相同價格。由于土地利用規律、土地質量、土地管理和投入產出等方面的差異，不同農用地的價值存在差異。區域綜合地價和統一的年產值補償標準不能反映不同地價的差異，導致“好地”和“壞地”的地價相同。其次，在本質上并沒有擺脫傳統補償標準的行政規劃思維。其計算仍采用傳統的產值倍數法，政府對補償標準有絕對的控制權和解釋權。三是城市規劃區內外不同補償標準帶來的趨同與均衡問題，特別是城市規劃區與非城市規劃區邊界補償標準的均衡問題。

項目利益分享的征地補償標準仍不能保障農民權益。雖然經過近30年的探索和實踐，這種補償方式仍顯示出許多局限性。

首先，該方法僅限于長期穩定收益項目的征地補償。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大多數項目很難保證長期穩定的收益，更何況現實中很多項目都不是以盈利為目的。其次，被征地農民參與項目收益分享的資本基礎仍然是傳統產出倍數法的結果，沒有實現補償標準由土地的農業效用價值向具體土地項目效用價值的轉變。因此，被征地農民分享的收入還比較少。其次，被征地農民沒有真正行使相應角色的權利，沒有參與項目收益分配的決策。被征地農民分享項目收益的數額，仍然是行政行為的結果，而不是市場行為的結果。土地征收補償市場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市場化征地補償是多數學者認為可以解決我國征地矛盾的一種補償方式。但要實現征地補償標準市場化，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首先，市場化征地補償產權基礎不明確。產權明晰是市場交易的基礎，也是土地征收市場補償的基礎。但我們沒有打下堅實的基礎。其次，土地征收補償不存在市場環境。其次，缺乏平等自愿交易的基礎。與強勢政府和強勢業主相比，被征地農民相對弱勢。交易的平等性和自愿性往往得不到保障，補償標準的市場化也得不到保障。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