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合同詐騙罪

●新制定的《合同法》使得合同的適用范圍急劇膨脹，如果合同詐騙罪的合同等同于《合同法》中的合同，將使普通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難以區分，并出現“特殊法條”架空“普通法條”的混亂現象。因此，應將合同詐騙罪的合同界定為書面形式，不包括口頭形式及其他形式。

●合同詐騙發生于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簽訂”的概念與《合同法》書面形式的規定產生了錯位，因此，有必要將刑法中的“簽訂”改為“訂立”，或對“簽訂”作廣義解釋。

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而合同的相關概念，隨著新《合同法》的制定已有了較大變化，若不予以界定，將直接影響到合同詐騙罪的認定，并可能引發法律適用的混亂。本文試從《合同法》與《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的比較入手，對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中的合同及相關問題進行分析。

一、合同的界定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中的“合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指的是“經濟合同”。此處的經濟合同，根據立法原意，并非專指《經濟合同法》規定的合同，還應包括技術合同及涉外經濟合同。經濟合同概念最早出現于前蘇聯，我國立法受其影響，1956年4月13日商業部、地方工業部《對目前工商計劃銜接貫徹經濟合同中若干問題的聯合通知》中，首次采用了經濟合同概念。[1]《合同法》制定前，有學者認為，“經濟合同的概念不具有理論上和實踐上的較為重要的存在價值;而經濟合同與非經濟合同的區分標準也是很難準確界定的。因此，我國合同法不應采納經濟合同的概念。”[2]此觀點已被新制定的《合同法》所吸收。

《合同法》中的合同與“經濟合同”主要有三點不同：(1)主體不同。《經濟合同法》第二條規定：“本法適用于平等民事主體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相互之間，為實現一定經濟目的，明確相互權利義務關系而訂立的合同。”《技術合同法》規定，其適用主體是法人和公民。《涉外經濟合同法》規定的適用主體則是企業或者其他經濟組織(外國一方包括個人)。而《合同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按此規定，合同主體既包括了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之外的自然人，也包括經濟組織之外的其他組織。(2)形式不同。《技術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規定，訂立合同應當采用書面形式。《經濟合同法》規定，除即時清結者外，應當采用書面形式。而《合同法》第十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同時《合同法》第十一條也對書面形式作了擴張規定：“書面形式是指合同書、信件和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的形式。”(3)內容不同。按《合同法》第二條規定，《合同法》調整平等主體間除人身關系以外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而根據《民法通則》第二條規定，民事權利義務關系是指“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也就是說，《合同法》調整的是平等主體間的財產關系。同時，這種財產關系必須處在交易狀態中，“合同法是調整動態財產關系的法律”。但是，這種動態財產關系的合同，其內容并不等同于“經濟合同”。“經濟合同”應當是有償、雙務的合同，[3]而《合同法》包括了一些無償、單務的合同，如無償的贈與、保管、委托合同等。這種不同也反映在《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上。《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均規定了互利或有償原則，而《合同法》沒有作此規定，“有償原則不是所有合同應當共同遵守的原則，例如，贈與合同就是無償的，當事人自愿免除對方義務的，合同也可能是無償的。”[4]嚴格地講，此類合同不具有市場經濟特征，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交易合同，而更類似于一般民事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