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42條第2項規定，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應承擔賠償責任。該兩類行為均屬于違反情報提供義務的行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則以懲罰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中的欺詐行為為目的，但該法對“欺詐”本身的語義也未作出特別的界定，自然應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的“欺詐”概念作相同的解釋，即欺詐是指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情形。可見故意隱瞞系欺詐行為一種的形態。而《解釋》第九條的立法目的就是懲罰房地產開發企業的“惡意欺詐“行為。所以，從法律解釋學的角度考量，欺詐中的故意隱瞞與《解釋》中的“故意隱瞞”應作統一解釋。但就行為的性質分析，欺詐中的“制造假象”的行為屬于作為的形式。而欺詐中的“隱瞞事實真相”則既可以是采取沉默的方式、即采取不履行告知的不作為方式隱瞞，也可以采用虛構事實、制造假象的作為方式隱瞞。由此看出，“隱瞞”和《解釋》中“故意隱瞞”在語義上并無二致，應都包含作為和不作為地掩蓋事實真相不讓人知道之故意內容。同比類推，如同欺詐行為不可能存在過失一樣，隱瞞或故意隱瞞之外也不可能存在“過失隱瞞”的情形。所以對合同法及民法通則、《解釋》中“故意隱瞞”應作與“隱瞞”的含義的外延與內涵相同的理解。而不能將隱瞞理解為是“問而不答”的不作為，而將故意隱瞞理解為為“問而誆言”的作為。法律之所采用故意隱瞞(當然從主觀上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兩種形態)的表述，一是出于法律用于的一致性要求，二是語言表述的習慣(故意隱瞞較隱瞞語氣更重，更能突出隱瞞語義中惡意性)，三是暗含所隱瞞的事實系行為人應負擔的重大事項的告知義務。

在分配舉證責任時亦應根據上述不同情形作如下合理分配：

一、對于房地產開發企業虛構事實、制造假象或提供虛假明進行惡意欺詐的行為(即前述第三種情形)，由主張該事實的一方即買受方負責舉證。因為該情形下，房地產開發企業往往系以積極作為的方式進行欺詐，而作為買受人也比較容易取得并保有虛假證明等書面證據及言詞證據，由主張積極事實的一方即買受人承擔舉證責任也符合證明責任分配的的立法精神。

二、對于房地產開發企業在買受人詢問后，采取沉默方式、拖延方式或顧左右而言他方式拒絕回答的(前述第二種情形)，則只能要求由買受人對已進行詢問(包括書面或口頭甚至電子數據交換等方式)、盡到審慎合理審查注意義務方面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該部分舉證責任完成后，即應轉移舉證責任給房地產開發企業對已履行告知(包括書面、口頭、電子數據交換等方式)義務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如房地產開發企業不能舉證或舉證不完全(即達不到相當的證明程度)，再認定房地產開發企業的行為構成故意隱瞞并由房地產開發企業對買受人承擔惡意欺詐的懲罰性賠償責任。這樣既符合“對所主張的積極事實進行舉證”的證明規則，也兼顧了房地產開發企業與買受人的權利與義務的一致與衡平。

三、對買受人未詢問，房地產開發企業也未告知的第一種情形，一般不宜認定為惡意欺詐。但如買受人有證據證明房地產開發企業在簽約時故意隱瞞事實(如買受人舉證證實房地產開發企業根本不具備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的條件等事實)的例外情形除外。上述分別不同情形進行證明責任分配雖有加重買受人舉證責任之歉，但也強化了買受人作為一個理性的普通人在商品房買賣時的審慎審查責任，對健全和規范房地產交易市場，促進交易秩序的平等性與安全性、防范和控制交易風險將起到促進作用。

如果是故意隱瞞的狀況下進行舉證是非常的困難，往往會嚴重的影響我們舉證的效力和必要證據質量和數量，最終會導致舉證的結果出現偏差，影響公平性。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識請上律霸網進行專業的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