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提出

我國對于夫妻財產實行婚后所得共有制，即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房產概莫能外。在實際生活中，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房產進行處分時，往往未經過夫妻雙方的一致同意，這便使法律在價值判斷上常常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夫妻單方處分共有房產，勢必侵害另一方的權利，對于另一方的權利應予充分保護;另一方面，如第三人系善意，對其合理的信賴利益亦有保護的必要。如何在二者之間尋求一種平衡，既是兼顧交易安全與交易效率的內在之意，也是彰顯民法所要求體現的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

夫妻單方處分共有房產時，法律對另一方權利的保護途徑無非是宣布處分行為無效，從而賦予另一方以追回權。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民通意見》)第89條規定，“在共同共有關系存續期間，部分共有人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一般認定無效。”而保護第三人合理的信賴利益，則有兩種途徑：一種途徑是確認無權處分人與第三人簽訂的合同有效，使第三人受到有效合同的保護。這種途徑在立法上是通過限制共有人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進行抗辯的方式實現的，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17條第2款規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他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另一種途徑是通過善意取得制度使第三人直接取得房產的所有權。如《民通意見》第89條同時規定，“第三人善意、有償取得該財產的，應當維護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對其他共有人的損失，由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人賠償。”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則明確將不動產納入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范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第11條則從對共有人追回權限制的角度進一步強調了第三人善意取得房產的條件。如何理順上述規定之間的關系，以明確上述各項規定分別適用于何種情形，以杜絕法律適用上的隨意性，是值得我們慎重考慮的問題。

實踐中，根據共有房產的登記狀況、夫妻之間的授權狀況、第三人是否善意并支付合理對價、房產是否辦理過戶登記手續等，可以將夫妻單方處分共有房產的行為分成若干不同的情形。本文根據夫妻共有房產的登記狀況將夫妻單方處分共有房產分為三種情形進行論述：第一種情形為共有房產登記在夫妻雙方名下，夫或妻單方將房產轉讓給第三人;第二種情形為共有房產登記在夫或妻一方名下，登記權利人將房產轉讓給第三人;第三種情形為共有房產登記在夫或妻一方名下，非登記權利人將房產轉讓給第三人。之所以將此作為本文論述的基礎，一方面是由于該三種情形涵蓋了司法實踐中夫妻單方處分房產的全部情形，另一方面是由于在該三種情形下，法律對當事人權利予以保護的價值基礎并不相同，由此造成在法律適用上亦有區別。

無權處分與無權代理

無權處分行為的效力

無權處分，以出賣他人之物為著例，被王澤鑒先生喻為“法學上之精靈”。一般認為，無權處分是指無權處分人以自己的名義處分他人之權利。①正確理解無權處分的概念，首先應當弄清“處分”一詞在民法上的不同含義。“處分”一詞在民法上至少有三層含義：最廣義的處分既包括法律上的處分，也包括事實上的處分，廣義上的處分則僅指法律上的處分，而狹義上的處分則是指與負擔行為相對應的處分行為。

無權處分在不同的物權變動模式下，具有不同的含義和規則。在物權形式主義模式下，法律行為被區分為負擔行為和處分行為。負擔行為僅在當事人之間產生債權債務的負擔，而處分行為則直接引起物權的變動。以出賣他人之物為例，出賣人與第三人簽訂的買賣合同系負擔行為，不以出賣人具有處分權為要件，而處分行為則專指基于買賣合同所產生的物權變動的事實，即合同標的物的交付或登記。因此，在此種模式下，無權處分之處分指的僅僅是與負擔行為相對應的處分行為，買賣合同不受處分人處分權的影響。而在債權形式主義模式下，民事活動被統一納入法律行為的概念下進行調整，與負擔行為相對應的處分行為并不存在，它僅僅被視為對合同約定義務的履行行為，故無權處分行為也就被界定為集設立債權債務的約定和標的物交付或登記于一體的統一法律行為。

我國合同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無處分權的人處分他人財產，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處分權的人訂立合同后取得處分權的，該合同有效。”如何理解該條，民法學界存在諸多爭議。梁惹星教授認為，我國民法不承認物權行為理論，合同法僅調整債權合同，無權處分規則自應適用于該債權合同。‘驤學者則認為，應當將無權處分行為的效力待定解釋為物權行為效力待定，而非債權行為效力待定。叫勿權法實施以后，亦有學者主張雖然合同法第五十一條明確規定無權處分的合同為效力待定合同，但在物權法第十五條明確規定區分原則后，對合同法第五十一條就應按照新法的精神來進行解釋，而不能再拘泥于文字。無論我國民法是否承認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在物權法已經確立區分原則的背景下，買賣合同的效力并不因出賣人欠缺處分權而受影響。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買賣合同解釋》)第3條似乎也采納了該種觀點。

對此，筆者認為，對無權處分行為效力的制度設計，兩種模式各有其優劣，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充分地協調無權處分人、權利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利益，并維護法律的相對穩定性。首先，從合同法第五十一條的規定來看，立法的本意就是將無權處分人處分他人財產所訂立的合同認定為無效，而將其事后取得處分權或者經過權利人的追認作為對合同效力的補正。這種制度設計雖然并不一定是最科學的，但亦有其優點，它不僅簡捷明快，并且也符合我國老百姓通常的法律感情和法律意識。其次，從法律解釋的角度上講，對法律的解釋應當在一定的法律制度體系框架內進行。由于我國立法未采用物權行為理論，對無權處分行為的效力規定于作為債權法的合同法中，無權處分規則亦應當適用于債權合同。在沒有立法對合同法第五十一條作出修改之前，通過解釋物權法第十五條而修訂合同法第五十一條確定的無權處分規則并不妥當。最后，從物權法第十五條規定來看，該條規定的本意是將物權變動的方式與合同的效力區分開來，以防止將物權變動的方式誤認為合同的生效要件，而不應認定為已確立了物權行為理論上的區分原則，①進而認為買賣合同的效力不因出賣人欠缺處分權而受影響。

至于《買賣合同解釋》第3條，筆者認為，司法解釋是最高人民法院對法律、法規的具體應用問題所作的解釋和說明，它只能在憲法、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作出。合同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的是無權處分情形下合同的效力，而并非處分行為的效力，認為《買賣合同解釋》第3條意味著買賣合同的效力不再因出賣人欠缺處分權而受影響，顯非妥當。那么，司法解釋為何會作出如此規定呢?筆者認為，《買賣合同解釋》是針對買賣合同所作的解釋，因此，我們在對該司法解釋進行解讀時，應當囿于買賣合同的范圍內進行。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款規定：“出賣的標的物，應當屬于出賣人所有或者出賣人有權處分。”該條規定本意是為了盡量保證出賣人對出賣的標的物享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但如果出賣人在出賣標的物時暫對標的物不享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買賣合同的效力是否就要受到影響呢?不無疑問。如果是的話，那么在實踐中至少有兩種情形會帶來解釋上的困惑。其一，當事人對標的物原本享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只是在締約時該權利暫不由其行使，如抵押人出賣抵押物的，此時抵押人雖暫對標的物不享有處分權，但抵押人完全可以解除抵押或者由買受人行使締除權而消除抵押，買賣合同顯然不應因出賣人暫不享有處分權而無效。其二，在預售合同或者先賣后買合同中，出賣人與買受人簽訂買賣合同時，標的物尚未生產出來或者出賣人尚未購得，出賣人顯然對標的物在事實上不享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但只要其事后生產出符合合同約定的標的物或者購得合同約定的標的物，買賣合同的效力不應當受到影響。該兩種情形顯然屬于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條制訂之初未曾慮及的漏洞，現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對該漏洞予以彌補，這應該是該條司法解釋作出的本意。那種認為該條司法解釋修改了合同法第五十一條規定的無權處分情形下合同效力規則的觀點，顯然失之偏頗。

無權處分與無權代理

在厘清了無權處分行為效力的基礎上，我們便不難對夫妻單方處分共有房產行為的效力進行分析。c騅第一種情形下，房產登記在夫妻雙方的名下，夫妻單方處分共有房產時，第三人知道且應當知道房產屬于夫妻共有，卻仍與無權處分人進行交易，第三人存在一定的惡意，相較而言法律顯然更應當優先保護夫妻另一方的權利，在其不予追認的情況下，應當認定合同無效并賦予其追回權。在第三種情形下，房產登記在夫妻一方名下，非登記名義人處分房產，此種情形更近于普通意義上的無權處分，無權處分人、第三人的主觀惡意較第一種更甚，法律自無對其權益予以優先保護之必要，故在權利人不予追認的情況下，亦應當認定合同無效并賦予其追回權。

本文在論述上述兩種情形時，實以處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處分為前提而展開，而實務中，這種情況是比較少見的。原因在于，在上述兩種情形下，由于處分人對房產在名義上即不具備處分權，故很難獲得第三人的認可。為了解除第三人的顧慮，處分人往往會提供一定的經過夫妻另一方同意的表征，如授權委托書等。此時，處分人雖然仍在行使處分權，但其實際上系代理真實權利人行使處分權，或者部分代理真實權利人行使處分權，其所處的地位亦不再是處分人，應為代理人，或者兼具代理人和處分人的雙重身份。此時，對其行為的認定應當從無權代理制度人手。

無權代理與狹義上的無權處分均系未經授權而對他人事務進行管理或處分，均屬于廣義的無權處分的范疇。但二者具有顯著不同：在無權代理中，代理人系以被代理人之名義進行活動，而在無權處分中，無權處分人系以自己名義對他人之物予以處分。在夫妻一方處分共有房產時，究竟構成無權處分還是無權代理，應當根據具體情形予以分辨。在上述第一種情形下，如果處分人以自己名義為之，構成無權處分，自無異疑。但如果處分人系以夫妻雙方的名義為之，處分人的處分行為實際上便兼具處分和代理的雙重屬性。此時，由于處分人對自有權利的處分并無任何法律障礙，故對處分人的行為進行認定時，便應著重審查處分人對夫妻另一方的代理權是否存在瑕疵。無瑕疵的行為結果歸屬于被代理人，買賣合同自當有效;有瑕疵的，則應當根據合同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無權代理的規則進行評判。在上述第三種情形下，如果處分人以自己名義為之，顯然構成無權處分，而如果以夫妻另一方名義為之或以夫妻雙方名義為之，亦應當著重審查處分人對夫妻另一方的代理權。當然，在適用無權代理制度對上述情形進行認定時，表見代理制度亦有適用之余地，在此不作過多論述。

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

如前所述，夫妻單方處分共有房產時，對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護除可確認合同有效外，尚可通過善意取得制度來完成。我國對善意取得制度的規定，最早見諸《民通意見》第89條。但由于理論界對不動產是否適用善意取得存在爭議，甚至主流觀點認為善意取得僅適用于動產，對不動產應當通過公示公信原則予以調整。①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明確將不動產納入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范圍，才為這種爭議劃上句號。但其于夫妻單方處分共有房產時，究竟如何具體適用，仍有探討的必要。

在傳統民法中，“所有權神圣”是一項基本原則。依據該原則，侵害所有權的，所有權人可以基于所有權的追及效力，使所有權的圓滿狀態得以回復，這充分體現了法律對財產靜的安全予以保護的理念。然而，財產于所有權人手中并不一定能夠發揮其最大效用，所有權人往往通過買賣、出租等方式將財產流動至最需要的人手中，以實現物之效用的最大化。在財產的變動過程中，法律對變動雙方當事人的權益亦存在保護的必要，這又充分體現了法律保護財產動的安全的價值導向。法律對財產靜的安全和動的安全加以保護在通常情況下是并行不悖的，但在某種情況下又會出現不可調和的矛盾。以動產為例，根據物權公示公信原則，動產物權存在和變動的公示方法分別為占有和交付，動產的占有人即被推定為動產的所有權

人。在動產占有人將動產轉讓給善意第三人的情況下，第三人相信動產占有人為動產之所有人而與之交易的這種信賴利益應當予以充分保護。否則，市場交易必將陷入癱瘓。法律由此創設了善意取得制度，在第三人系善意且動產已經交付的情況下，使第三人取得該動產之所有權。

由此可見，對于動產而言，善意取得制度主要是為了解決物之占有人與物之所有人不一致時，如何充分保護善意第三人的信賴利益。而于不動產，情形則略有不同，原因在于不動產物權存在和變動的公示方法均為登記，但登記并不如動產占有那么直觀地被第三人所感知，第三人在交易時如未核實房屋的登記狀況而與房屋之占有人交易，其信賴利益無從產生，故對其沒有保護的必要。這也是大多數國家將善意取得制度僅適用于動產的原因所在。那么，不動產究竟是否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呢?我們仍然應從物權公示的角度去分析。如前所述，動產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條件是動產物權的占有人與所有權人不一致，那么于不動產而言，由于不動產物權的公示方法為登記，而非占有，不動產物權的占有人本身便不具有使第三人相信其為所有人的客觀基礎，故此時再考量不動產物權的占有人與登記人是否一致已經沒有多大意義，而應當考量不動產物權的登記權利人與實際權利人是否一致。在不動產物權的登記權利人與實際權利人不一致的情況下，登記權利人處分該不動產，第三人相信登記權利人就是不動產之所有人，第三人的信賴利益由此產生。在第三人經過登記程序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后，第三人的信賴利益自應當予以充分保護。這也是我國物權法將善意取得適用于不動產的最充分理由。

回到本文所列的三種情形中，在第一種情形下，由于房產登記在夫妻雙方名下，房產的登記權利人就是實際權利人，在夫妻單方處分該房產的情況下，第三人的善意根本無從產生，自無善意取得制度適用之余地。在第三種情形下，非登記權利人處分夫妻共有房產，第三人更不可能相信其為實際權利人，第三人的善意亦無從產生，善意取得制度亦無適用之余地。由此看來，善意取得制度只有在第二種情形.即共有房產登記在夫或妻一方名下，登記權利人將房產轉讓給第三人時，才有適用的可能。此種情形下，如果房產已經轉移登記在善意第三人名下，善意第三人可以根據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房產的所有權。

對我國夫妻共有財產制的反思

在實踐中，由于登記往往需要一定的時間，登記權利人與第三人簽訂買賣合同將共有房產出售給第三人而尚未辦理變更登記時，非登記權利人主張買賣合同無效，并要求追回房產的情形大量存在。此時，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登記權利人有權處分房產，故其信賴利益已經產生，但由于房產尚未變更登記，第三人不能善意取得房產。同時，登記權利人處分的房產仍屬于夫妻共同財產，在非登記權利人不予追認的情形下，登記權利人與第三人簽訂的合同亦難謂有效，第三人亦難受到有效合同的保護。此時，便出現了對善意第三人的信賴利益應當保護而又無從保護的兩難困境。這種困境從根本上講是我國立法對夫妻共有財產制和不動產物權登記制度規定上的不協調造成的。

根據婚姻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之規定，夫妻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除雙方另有約定或者法律另有規定外，均歸夫妻共同所有。而根據物權法第九條之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動產物權的設立須經依法登記，始生效力。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購買房產的情況下，根據婚姻法的規定，房產理應歸夫妻共有，但如果房產未依法登記的，根據物權法之規定，不動產物權又不發生法律效力。此時，夫妻究竟是否取得該房產的所有權呢?不無疑問。

依照民法學界的通說，在調整夫妻關系上，婚姻法是特別法，物權法是一般法，婚姻法的規定屬于物權法第九條“法律另有規定”的情形，故應當優先適用。叫畏據該種觀點，在善意第三人相信登記權利人享有處分權而與其訂立買賣合同，但房產尚未變更登記時，善意第三人不僅不能受到善意取得制度的保護，也不能受到有效合同的保護;善意第三人因相信不動產登記簿的公示公信效力而產生的信賴利益在夫妻借用夫妻財

產共有制而任意變更合同時將變得一文不值，哪怕造成二者沖突的根本原因就是夫妻未依照物權法的相關規定對共有房產進行正確的登記。第三人的利益雖可通過締約過失責任予以保護，但其保護力度顯然與雙方當事人的過錯程度嚴重不符，且有違民法公平正義的基本理念和誠實信用的基本原則。因此，對這種觀點實有檢討的必要。

筆者認為，婚姻法規定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財產歸夫妻共有，系出于立法政策上的考慮，為了維護夫妻婚姻關系乃至家庭關系的穩定性，其立法本意在于保證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財產享有平等的權利。該規定應當被限定在處理夫妻內部關系時適用，即當因婚姻關系解除而需要對夫妻共有財產進行分割時，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財產均納入夫妻共有財產的范圍予以分割。物權法規定的不動產的設立方法則重點是為了突出物權變動的公示公信力和對抗效力，其針對的應當是不動產物權所有人之外的他人。從此種意義上講，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房產在夫妻分割財產時，應當被確定為共有財產，但如果其并未按照物權法的規定登記在夫妻雙方名下，應當認定為夫妻對共有房產的共有尚未具備一般意義上的公示公信力和對抗效力，即尚不可對抗善意第三人。當登記權利人將該房產轉讓給善意第三人時，登記權利人所為之處分雖因處分了夫妻另一方的權利而具有無權處分的性質，但登記權利人所為之處分對善意第三人乃至社會一般人而言更具有有權處分的表征。

正是由于我國婚姻法未規定夫妻共有財產公示的對抗效力，才造成了與物權法規定的沖突，進而造成對善意第三人信賴利益保護的失衡。因此，法律實有對夫妻共有財產的取得予以限制的必要。筆者建議對婚姻法進行修訂或者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時，應當明確規定“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房產歸夫妻共同所有，但未依法進行登記的，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