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譽權侵權的一個重要構成要件就是侵權事實必須為受害人以外的人知悉，這是因為名譽是公眾對特定人的評價，這種評價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從形式上都具有一定的社會性，這種評價的內容既源于主體在社會生活中的行為表現，也源于公眾的社會觀念，同時，這種評價可能通過一定范圍的大多數人的公開表示而直接體現出來，也可能通過公眾的輿論和議論間接體現出來，還可能通過人的贊揚、批評等方式表現出來，但是，無論哪種表現形式，都是一定社會生活的反映，離開公眾的社會反映就無所謂名譽。貶損他人名譽的行為必須為受害人以外的人知悉，才能導致對受害人的社會評價的降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40條規定：“以書面、口頭等形式宣揚他人的隱私，或者捏造事實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他人名譽，造成一定影響的，應當認定為侵害公民名譽權的行為。”可見，在審判實踐中，“造成一定影響”是構成侵害名譽權的基本要素。造成一定影響，則必須為受害人以外的人所知悉，不被受害人以外的人所知悉，就不構成對名譽權侵害。因此，名譽作為第三人對特定民事主體存在價值的社會評價，其社會性質是無庸置疑的，而是處于某種封閉的、秘密的和孤立的狀態，那么該事物顯然不具有社會性。無論是對名譽權的法律保護還是探討損害名譽權的構成要件與法律責任，都必須考慮其所應當具有的杜會性，如果離開了社會，就談不上保護公民名譽之必要，也談不上侵害名譽權的構成要件問題。

而通奸行為則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具備名譽權侵權的這一構成要件。通奸行為同侵害名譽權的侮辱、誹謗等行為相比，具有明顯的自身特殊性-隱蔽性、秘密性，通奸行為基本上都是在極為秘密的情況下非公開進行的，大多數通奸行為都是僅由通奸雙方當事人自己知道，甚至無過錯的配偶一方都不一定知道通奸事實，更不用說讓社會公眾知曉和了解了。盡管近年來通奸呈公開化趨勢，但是公開通奸，讓社會公眾知道其奸情的依然為數極少。在通奸行為具有極強的隱蔽性和秘密性的條件下，認定第三人與配偶一方通奸構成對無過錯配偶一方名譽權的侵害是極為困難的，因為侵害名譽權的最為關鍵的構成要件是侵權行為必須具有社會性，為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知悉，而通奸所獨具的秘密性、隱蔽性則正好與侵害名譽權的這一構成要件相差甚遠，因此，認定通奸行為侵害受害人的名譽權不僅不合法理，而且也不符合法律關于名譽權侵權構成要件的規定。名譽權的社會性要求侵害名譽權的行為作為一種民事違法行為，應當是也只能是公開場合所為的一種行為。不可否認第三人與配偶一方通奸，無過錯配偶一方會感到羞辱、憤怒，精神上會極度痛苦，據此，有的學者認為這種羞辱、憤怒和精神上的痛苦會造成受害人的人格毀損和社會地位降低，他們由此得出結論：通奸行為侵害了無過錯一方的名譽權。對這種主張，筆者不敢茍同，通奸行為必然使無過錯配偶一方感到差辱、憤怒，但這種羞辱、憤怒乃是受害人自己的內心感受，即前文已論述的名譽感。這種內心感受是受害人自己內心的主觀反映，是自己對自己價值的內在評價，存在于受害人的主觀世界中，僅為自己感知。這種內心感受并不是公眾對其社會地位、品質等的社會評價，通奸行為固然可以使受害人的這種感情受到侵害，但這種侵害未被他人知悉時，顯然不會降低公眾對受害人的社會評價，不會影響到受害人的名譽，更不會侵害其名譽權。

當然，筆者主張通奸行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具有隱蔽性、秘密性，不構成對受害人名譽權的侵害，但這并不意味著在特定條件下通奸行為不會侵害受害人的名譽權。例如，甲某與乙某系同村村民，甲某之妻丙某與乙某通奸多年，村里人對此議論紛紛。本案中，乙某的行為不僅侵害了甲某的配偶權，同時還侵犯了甲某的名譽權，構成了甲某配偶權和名譽權的雙重侵犯。首先，乙某與甲某之妻通奸多年，侵犯了甲某的配偶權，理由已如前述;其次，乙某與甲某之妻通奸多年，為村里人所知悉，造成了社會公眾對甲某的社會評價降低，當然侵犯了甲某的名譽權。因此，甲某有權提起配偶權侵權之訴和名譽權侵權之訴，要求加害人乙某、丙某賠償其精神所遭受的損害。據此，筆者認為，如果第三人與配偶一方通奸，但是通奸事實是秘密的，不為他人所知悉的，沒有造成社會影響，即使配偶一方蒙受精神痛苦和打擊，也不能認為通奸行為侵害了其名譽權，這種情況下，無過錯配偶一方有權提起配偶權侵權之訴，如果第三人與配偶一方通奸，其通奸行為是公開的或者通奸事實己為公眾知悉，或者第三人以侵害配偶一方為目的，與其配偶通奸，并四處張揚通奸事實，故意毀損配偶一方的名譽，那么通奸行為不僅侵犯了配偶權，而且還侵犯了名譽權，受害人可以提起配偶權侵權之訴和名譽權侵權之訴，尋求法律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