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修改完善《國家賠償法》，是在保障公民權益，規范國家機關行為的前進道路上邁出的一大步。《國家賠償法》自1995年1月施行以來，在限制國家權力濫用，維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保障其依法享有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上曾起到積極的作用。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它在立法設計、觀念障礙、制度梗阻等方面的缺陷也逐漸暴露出來，尤其是精神損害賠償這個立法空白，引發了法學界的批評和建言改革。在此，筆者僅就修正案草案在增設精神損害賠償上的立法突破發表一些個人觀點，以表達對該修正案草案的支持和對我國法治進程的信心。

一、我國國家賠償中精神損害救濟的現狀

在我國，國家賠償是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并造成損害的，由法律規定的賠償義務機關對受害人予以賠償的制度。但對于賠償的范圍，《國家賠償法》明確規定只限定在醫療費、誤工費收入、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等直接損失的范圍內，而精神損害賠償只是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受害人“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沒有規定金錢或者其他物質賠償的救濟方式。199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幾個問題的解釋》以及2004年10月1日公布并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民法院國家賠償確認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都未對精神損害救濟作更為完善的規定。因此，曾多次發生如公民無辜被抓，被羈押數百天后被證明無罪，所得賠償日均不過數十元的案例，讓我國國家賠償中精神損害救濟的立法缺陷日益凸現出來。

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七年前，陜西一女子麻某被公安機關誣為賣淫并被關押，后來麻以自己仍是處女的醫學證明才洗刷不白之冤。被害人麻某被刑訊逼供，精神遭受極大痛苦，但經過一審、二審，卻最終以麻某獲得七十多元的“國家賠償”了結。這種判決結果，不僅原告難以接受，法學界及關注此案的公眾也難以接受。

同樣轟動全國的還有佘祥林“殺妻冤案”。昭雪之后，佘祥林為自己在獄中度過的十一個春秋提出申請國家賠償四百萬元，結果只獲得四十五萬多元的賠償。

雖然法院作出上述判決并不違背現行法律，但法律的正確執行，并不代表事實上的公正，立法上的殘缺必將導致執法上的狹隘。這些案件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我國國家精神損害救濟制度立法的不完善，也使《國家賠償法》一度淪落到被嘲諷為“國家不賠法”的尷尬境地。

二、完善國家賠償中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必要性

國家賠償中精神損害救濟是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執行職務行為侵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造成其精神損害，應承擔金錢賠償，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等精神補救的義務以撫慰當事人的一種制度。從法律的原則和精神來看，精神損害賠償是一項重要的權利補救制度，借助金錢、物質等手段達到精神撫慰之目的，可以體現法律的公平和正義。因此，《國家賠償法》修正案草案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國家賠償的范圍，從保障人權的角度來看，是對申請人的最大保護，從完善國家賠償機制來看，也是不可或缺的。

1、符合憲法原則的基本要求。《國家賠償法》同其他法律一樣，是以憲法為根據制定的。我國憲法第37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方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體。”第38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第41條第3款規定“由于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規定取得賠償的權利。”但在現實中，公民的人格尊嚴受到侵害的事件仍不斷上演，為更好的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我國國家賠償法規定精神損害賠償，是符合憲法原則的基本要求的，對于保障憲法的實施體現憲法保障民權、控制國家權力的宗旨也可起到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