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我國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歷經從無到有，由簡單而成熟的發展過程，現在已成為民法理論和實務界研究和探討的重要話題。本文選取幾個側面，以精神損害賠償的客體、權利主體和賠償數額為切入點，闡明了該項制度在我國取得的進步和存在的問題。同時，我們認為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發展離不開法官的創造性在司法審判中發揮的重大作用。關鍵詞：精神損害賠償；客體；權利主體；賠償數額；法官造法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是現代法律人性色彩的集中體現，也是各國人權保障的重要內容。精神損害賠償在我國的確立和發展過程，鮮明地體現了我國法律對人身權益保護的孜孜以求。今天對這一歷程加以客觀地審視，尋找規律，發現問題將有助于我們對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深入了解。藉此目的，本文通過對建國以來與精神損害賠償有關的立法、判例和解釋的分析評價，試圖展現此項制度在我國逐漸發展的進程及存在的問題。最終目標當然是使得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更趨向于完善。一精神、精神損害與精神損害賠償“精神”一詞，運用范圍甚廣，涵義也頗為豐富。從本質上看，精神是與物質相對應、與意識相一致的哲學范疇，是由社會存在決定的人的意識活動及其內容和成果的總稱。[1]哲學意義上的精神具有主觀性和抽象性，并且包括兩個層次：一是精神生產；二是社會精神生活。在范圍上主要表現為精神生產、精神生產成果的傳播與意識的傳播、精神享受。精神享受與精神生產、精神傳播三者相互聯系，構成一定社會的豐富多彩的精神生活。[2]法律意義上的精神較哲學意義上為窄，主要是指精神活動，并且總是與精神損害、與精神損害的法律后果即精神損害賠償聯系在一起使用，以確定其法律上的涵義。法律上的精神更多的是反映客觀事物的現象及其與人的情緒、感情、思維、意志的關系，具有一定的實在內容，因而呈現出更多的客觀性與具體性。各國立法直接為精神損害定義者并不多見，但前南斯拉夫債務法是個例外，該法第155條對精神損害所下的概括性定義為“對于他人造成生理的、心理的或引起恐懼的損害”。[3]我國立法也未使用精神損害這一術語，理論界和實務界較為普遍的認識是，所謂精神損害，又稱非財產損害，是指由于加害人侵權行為給受害人造成精神上的痛苦或致其精神利益喪失。精神損害與財產損害相比所表現出來的法律特性都與精神利益的無形性有關，其中精神損害表現形式的客觀性和精神損害事實的可辯認性尤為重要。[4]精神及精神利益固然是抽象的、無形的，但當受害人受到精神損害時，表現形式是各種各樣的，而且是客觀存在的。這種損害或為肉體的疼痛，或為心理的障礙，也可能表現為社會價值的貶損。《牛津法律大辭典》對精神損害析義時指出，“精神損害不僅僅是一種驚嚇，而且是一種可辯認的身體或精神上的損害”。該處所指的精神損害的可辯認性具有重要意義，它能夠確定精神損害輕重的可靠性，它對于侵害人是否承擔法律責任，承擔何種法律責任是一種事實上的依據。精神損害的辯認方式又因是否存在精神疾患而有不同。[5]法律上的權利必定伴有相應的救濟方式，使其受到損害時得訴諸公權力尋求保護。精神損害除可以通過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救濟外，受害人請求金錢賠償也是一條重要途徑。特別是在一切價值或精神活動多得以金錢衡量之今日，對精神損害給予適當的物質賠償，正是社會文明發達的產物和人類對精神權利價值重視的表現，是人們的法律意識逐步提高和深化的反應。由此有了精神損害賠償的稱謂，并逐步為各國理論和實務界接受。[6]我們認為精神損害賠償就是權利主體因其人身權利或其他權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喪失，因此得要求一定的財產賠償以進行救濟和撫慰的制度。并且此處的“賠償”不等同于財產損害賠償中以等量的價值填補等量的損失，因為精神損害是難以用精確的金錢額度進行計算的。所以這種“賠償”不是單純的財產補償，而是對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給予的物質撫慰和對精神利益減損的填補。當然作為一種民事權利救濟手段，精神損害賠償也具有懲罰性，能對侵害人以制裁和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