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受到廣泛的關注，不僅一直是我國刑法學界、民法學界和法學理論界關注的熱點和難點問題,而且也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公安人員、檢查人員、法官普遍關注的重要問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究竟能否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哪些人有權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過程中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如何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過程中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精神損害賠償如何計算？等等一系列問題不僅長期困擾著法學界和基層法律實務工作者，而且也給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有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人帶來極大困惑。筆者是一名長期從事律師工作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在代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時經常會遇到有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的問詢：為什么我不能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為什么我要提出精神損害賠償只能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而不能在刑事訴訟中一并提出呢？自訴刑事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是否就可以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呢？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不提起精神損害賠償這我聽明白了，可我是受害人，為什么我也不能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過程中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呢？諸如此類的涉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精神損害賠償問題五花八門，不一論及。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目前對該問題的爭論和分歧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應予賠償，理由是我國民法通則中明確規定侵權行為導致的精神損害應予賠償。2001年3月8日法釋［2001］7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最高法院精神損害司法解釋”）和2003年12月25日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實施的法釋［2003］20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實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最高法院人身損害司法解釋”）均對精神損害賠償權利人提出精神損害撫慰金做出明確具體的規定。更何況《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最高法院刑訴司法解釋”）則明文規定：人民法院審判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除適用刑法、刑事訴訟法外，還應當適用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因此，法院在審理刑事被告人除依法追究其應負的刑事責任和依附帶民事訴訟應承擔的民事責任外，還應當追究因其實施的侵權行為給有權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當事人造成的精神損害進行一定數額的精神損害撫慰金或一定方式的精神損害撫慰，如賠禮道歉、恢復名譽等方式。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不應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理由是刑事訴訟法規定只能對物質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固然應適用民法通則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但這種適用必須是除適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之外，即不得與刑事訴訟法規定相沖突。而刑事訴訟法明確講附帶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范圍“物質損害”案件中。故而，人民法院在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子過程中不應受理，不能審理精神損害賠償部分。筆者雖同意第一種觀點，不同意第二種觀點，但筆者認為，上述二者觀點均有不足之處，本文擬就現行法律、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立法精神和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發展趨勢來探討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構建和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期在不久即將到來的《刑事訴訟法》的重修中實現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精神損害賠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首先解決了部門法之間的矛盾和協調一致性問題。法律的統一性問題歷來是古今中外必須考慮的一個重大問題。任何一部法律，不論是解決實體問題的《民法》、《刑法》，也不論是解決程序性問題的《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都要考慮除己之外與其他法律的銜接問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雖說是介于《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之間的交叉程序，但究其實質，仍然屬于民事訴訟程序，這就要求其制定者在制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時，既要考慮刑事訴訟的特點，又要充分照顧民事訴訟的特點，這從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這一概念本身和程序及制度的規定上就可見一斑。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是公安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為解決被告人刑事責任問題的同時，附帶解決由于遭受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所引起的物質損失的賠償請求而進行的訴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鎖解決的損失賠償問題，在我國民事法律中既包括物質損失或能用物質計算估量的損失，也包括無法計算估量的精神損失，前者如實際財產的減少和可得利益的喪失，后者如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等權利受侵害而引起的精神上的痛苦，即損失，對精神損失的賠償責任是我國民事責任制度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國民法通則等民事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等明確規定保護精神權利，對精神權利造成的侵權，受害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進行賠償，但是如果所涉的侵權行為構成犯罪行為或在刑事犯罪行為對當事人構成了精神損害時，依現行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則無從提起，但不能不說十分令人遺憾。事實上，眾多的刑事犯罪中犯罪分子對受害人造成的物質損失幾乎為零，但對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損害缺無法計算，無法言談。比如在性侵害案件中，犯罪行為對受害人造成的損失有時幾乎為零，但對女性造成的精神創傷和損害卻無法估量，個案有時鄶造成受害人終身無法擺脫對其精神帶來的殘害和陰影，有些會從此改變一個人的一生，使其從此墮落、頹靡，無心向上，但僅僅由于現行《刑事訴訟法》的一張“物質損失”的限制，而使當事人無從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有些當事人為了達到要求對其精神損失進行賠償的目的，就接受律師或法官的建議，在刑事訴訟階段有意不提起民事訴訟，待刑事訴訟部分結束后，再另行單獨提起民事訴訟。這雖有規避法律的嫌疑，但這也是有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要求進行精神損害賠償權利人一種無奈的選擇，因為《最高法院刑訴司法解釋》第八十九條明確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審判決宣告以前提起，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在第一審判決宣告以前沒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但可以在刑事判決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既然規定允許當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筆者為何還要說有“規避法律之嫌”呢？這是因為這樣做就與立法者當初制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馳，立法者制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主要是考慮到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所侵犯的不僅有刑法所保護的權利和利益，亦有民法等保護的權利和利益，如刑事被告人在對被害人的人身和財產造成侵權行為的同時，也給其精神造成極大的痛苦和傷害，故民法允許在原告人通過訴訟要求被告承擔民事侵權責任的同時，也準許原告人對被告人給其造成的精神損害進行一定數額的金錢賠償或一定方式的精神撫慰，如賠禮道歉、恢復名譽等等，此時，為使被告人全面認識自己的罪過，使其更加深刻的悔罪、認罪，改過自新，并在經濟上對其行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立法者就設立了旨在通過刑事訴訟程序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通過一定的民事訴訟程序使刑事被告人承擔其因犯罪行為而給當事人造成的民事賠償責任，即利用刑事訴訟程序中的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來保護有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的合法財產利益。顯然，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同時解決民事責任問題，既可簡化訴訟程序，減少訴訟時間和司法機關、訴訟參與人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消耗，節省司法資源，節約社會成本,也便于人民法院全面、準確正確地認定案件事實,避免作出矛盾的判決。如果不盡快解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精神損害賠償問題，而任當事人依《最高法院刑訴司法解釋》第八十九條規定另行起訴，或者當事人或律師在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中一并提出精神損害賠償后，法院一般會用裁定的形式驗得其附帶民事部分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并告知其可另行提起獨立的民事訴訟而達到索賠精神損害賠償的目的。這就必然會導致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名存實亡。筆者是一名律師，在長期的法律服務實物中，除非當事人因交不起訴訟費用而不得不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一般情況下，都會向當事人推薦上述兩種方法而為當事人謀取利益最大化：單獨提起民事訴訟，或在附帶民事訴訟中，堅持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請求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這樣做不僅不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也符合律師的職業定位和執業操守，深受當事人的喜愛，但慮之國家法律之尊嚴和統一性、嚴肅性等問題時，又不覺惴惴然，惶惶然，不知今昔是何年。每扣心扉，難做決斷，這就是筆者長期關注這個問題，極力主張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盡快引入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另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