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執罪作為一種無視國家的司法機關和法律法規的一種犯罪行為，國家相關機關在偵破和審理這類案件時還是存在一定困難的。但只要受害人掌握足夠的證據，我國的法律對拒執罪還是有比較嚴厲的處罰的。那下面小編就濫用拒執罪有哪些法律解釋，為大家作詳細的解答。

一、我國拒執罪追訴程序的現行模式及法律依據

概覽我國拒執罪追訴程序的模式，大致可以分為單循環模式與雙循環模式。

單循環模式即公、檢、法內部循環模式，它的起點為法院執行程序，經過法院執行中發現拒執犯罪線索、移交公安機關偵查、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終點為法院作出裁判。

它的法律依據是2012年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八條規定：“刑事案件的偵查由公安機關進行，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該法條中法律的除外規定，即上述法律規定的自訴案件范圍：“

(一)告訴才處理的案件;

(二)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

(三)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

拒執罪顯然不屬“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且該罪行侵犯的客體為法院裁判的權威性，所以不存在“被害人”，因此，該罪行不存在自訴的法律依據基礎。另外，根據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依法嚴肅查處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執行犯罪行為有關問題的通知》第七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執行判決、裁定過程中，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情節嚴重的人，可以先行司法拘留;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行為人涉嫌犯罪的，應當將案件依法移送有管轄權的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這是當前本罪的基本追訴程序，即人民法院在執行過程中發現犯罪，整理材料移交給犯罪行為發生地的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再由犯罪行為發生地法院審查，這基本符合刑事訴訟法中審判中立的原則。

二、我國拒執罪追訴程序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第一，拒執罪公訴程序啟動難、歷時長

從2015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人民法院依法懲處拒執罪典型案例中的案例2來看，2013年7月，被告人王某實施拒不執行法院生效裁判行為，致使舟山市普陀區人民法院判決無法執行; 2015年1月23日，被告人王某自首;2015年3月30日法院判處刑罰。該案歷時近兩年，其中艱辛只有細細體會方能感覺。筆者所辦案件中也有類似案例，如〔2013〕鄂保康橋民執字第00027號，筆者所在法院于2014年12月10日查明被執行人喬某有拒不執行法院生效裁判的行為并于2015年1月8日移送公安機關，喬某已在2015年夏被取保候審，但至今仍未移送起訴。

導致這種現象的深層原因是：一是認識上存在的誤區。拒執罪的案件雖系刑事案件，但普遍卻認為只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應以對抗的方式解決，加上社會上欠帳沒還的大有人在，尤其是欠國家錢的大戶逍遙自在未見到有什么懲處，另外國家行政機關本身也是欠帳大戶，筆者所調查的法院就是債臺高筑卻沒見把他們怎么樣，這類平等主體間的沖突導致的刑事案件難以為普通群眾接受，對其社會危害性認識不足。

二是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偵查、公訴、自訴程序時限較長，不適合用于拒執罪追訴這類需要及時打擊的犯罪。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逮捕后的偵查羈押期限是三個月，取保候審是12個月，公訴時限是1.5個月，自訴案件的審限是6個月。然而執行程序的時限只有6個月。這造成了通常情況下，拒執罪追訴完畢時，執行程序已經超過時限。

三是實際上將拒執罪案件移交公安機關偵查是重復且不必要的程序。因為執行法官在執行程序中所記錄的詢問筆錄和查控的被執行人財產線索均已非常全面，基本上不需要公安機關再次取證。

四是實踐中，公安、檢察機關一些辦案人員認為對此類案件的追訴是幫法院了難，費力不討好，作為法院的具體移送銜接的辦案人員可能感覺不到切身利益受損，認為是公家的事，所以遠不及私人權益受損時尋找保護那樣積極。加上當前涉訴信訪壓力巨大，各級領導高度重視，拒執案件中的執行申請人常常是給法院施加了巨大信訪壓力，這種壓力原本由法院一家承擔。如果通過拒執罪立案后追訴義務人，意味著信訪壓力轉移，一旦抓捕犯罪嫌疑人不力，控制財產不到位，涉訴信訪責任難免。基于這一現實考慮，偵查機關接受移送材料后，會苛刻審查，以致對有些符合立案條件的也不立案。涉案經費制約也是拒執罪難啟動一個重要的客觀因素，尤其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區，辦案經費普遍不足，公安機關面臨可能抓追逃，經費由誰來承擔，是一個不可逾越難題。

第二，拒執罪公訴程序不利于保障執行申請人合法權 益

拒執罪的客體是人民法院司法活動的權威，故我國當前追訴程序設計中首先考慮的是法院移送案件啟動程序，然后自訴為補充。這樣二者擇一的程序固然是以兩全其美為價值追求，但恰恰首尾不能相顧。

一是公訴程序拒執案件中執行申請人利益的維護被忽視。拒執罪罪行侵犯人民法院正常執行活動的背后卻是執行申請人的利益的侵犯，這是根本矛盾，換句話說，一個拒執罪犯罪嫌疑人能否最終受到法律的懲處很多情況下更為關心的是執行申請人，現行追訴制度雖然給執行申請人賦予一定的追訴權利和渠道，但是，真正賦予申請執行人在公訴程序中的話語權卻很少，筆者在辦理此類案件中經常遇到類似情形，被執行人在判決中應履行的義務為3萬元，經過多年的執行甚至刑事追訴，被執行人履行了3萬元，此時申請執行人要求利息和遲延履行利息的話語權可能就會被忽略。

二是自訴的方式中自訴人因為缺乏足夠的專業能力和人力、物力的保障難以收集到有效的證據，在法庭上勝訴的幾率很小，由于難以勝訴當事人對法律可能產生失望，易造成新的社會矛盾，與國家嚴厲打擊該類犯罪的初衷背道而馳。

三是自訴人在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勝訴后，得到的只是被執行人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結果，同時執行程序窮盡，出現程序真空的現象。如2016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拒執罪自訴案件典型案例1中，被告人郭某經劉某某自訴，判決處以刑罰后，仍未履行，自訴人只得徒呼奈何，執行法院亦無下文。

第三，法院扮演的尷尬角色

無論是單循環模式還是雙循環模式，法院和法官總免不了尷尬：

一是眼睜睜看著某些被執行人在眼皮底下做著抗拒執行的行為，卻只能在短暫的司法拘留和蒼白的罰款后，將犯罪線索移送給公安機關或將查到的證據交給申請執行人，慫恿其再以自訴人之身份經過一次法庭審理，方能使眼皮下的罪惡繩之以法。

二是執行法官將拒執罪線索移交或提供后，執行程序既未因移送而結束，又未因被執行人提起自訴而中止，處于進退兩難之間。更多情況下，法院將拒執罪線索移送公安機關后，申請執行人仍然會找執行法官詢問情況，甚至采取不理智的行為，而法官對公安機關的偵查，也無權過問，更不用談督促。

首先在審理期間由于證據收集時間較長，案件辦理繁瑣。辦理案件的時間過長而給犯罪分子有轉移財產的機會。另外案件在辦理時對拒執人員的財產難以控制，很可能造成拒執人員的上訪幾率往往激化辦單單位的社會矛盾。

拒執罪量刑標準是如何規定的？

拒執罪移送申請書應該怎么寫?

拒執罪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