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一直以來對于洗錢的打擊力度非常巨大，而且對于洗錢的犯罪人員處以非常嚴厲的刑罰，不容姑息這種違法行為，作為國家層面洗錢破壞了經濟的穩定，對于我們而言，洗錢降低了人民幣的流通速率，破壞了正常的金融秩序，通常情況下，洗錢是通過一些所謂的中介機構將違法所得進行洗白，便于參與正常的經濟交易活動，這樣一來，犯罪嫌疑人的經濟利益將會很快疊加，所以我們有必要了解刑法洗錢罪的進程中的矛盾分析，可以防止我們的錢財進入洗錢的機構。

一、對于洗錢罪的定義

1、行為主體

本罪的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包括年滿十六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單位也可以構成本罪。

2、行為

本罪在行為方面表現為：

（1）提供資金賬戶：是指為犯罪人開設銀行資金賬戶或者將現有的銀行資金賬戶提供給犯罪人使用；

（2）協助將財產轉為現金或者金融票據：既包括將實物轉換為現金或金融票據，也包括將現金轉換為金融票據或者將金融票據轉換成現金，還包括將此種現金（如人民幣）轉換為彼種現金（如美元），將此種金融票據（如外國金融機構出具的票據）轉換為彼種金融票據（如中國金融機構出具的票據）；

（3）通過轉賬或者其他結算方式協助資金轉移；

（4）協助將資金匯往境外；

（5）以其他方式掩飾、隱瞞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收益來源和性：指其他掩飾、隱瞞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性質與來源的一切方法，如將犯罪所得投資于某種行業，用犯罪所得購買不動產等等。

3、 本罪的行為對象為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收益。

4、結果

本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即既侵犯了金融秩序，又侵犯了社會經濟管理秩序，還侵犯了國家正常的金融管理活動及外匯管理的相關規定。

5、 責任的構成要件（主觀）

本罪在主觀方面的表現為故意，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是在為犯罪違法所得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為利益而故意為之，并希望這種結果發生。

犯罪故意中“明知”的判斷，應當結合被告人的認知能力，接觸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況，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種類、數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轉換、轉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觀因素進行認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

（1）知道他人從事犯罪活動，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

（2）沒有正當理由，通過非法途徑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

（3）沒有正當理由，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收購財物的；

（4）沒有正當理由，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收取明顯高于市場的“手續費”的；

（5）沒有正當理由，協助他人將巨額現金散存于多個銀行賬戶或者在不同銀行賬戶之間頻繁劃轉的；

（6）協助近親屬或者其他關系密切的人轉換或者轉移與其職業或者財產狀況明顯不符的財物的；

（7）其他可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

二、刑法洗錢罪的進程中的矛盾分析

一、洗錢罪立法進程[1]中的矛盾現象

（一）洗錢罪設立的必要性與刑法供給充足的矛盾

近年來，對洗錢罪設立必要性的探討，鮮有學者述及。究其原因，除了我國因履行相關國際公約義務而設立洗錢罪外（該內容筆者將在后文予以詳述），最有說服力的當屬不斷被國內外反復強調的洗錢犯罪之嚴重社會危害性。“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無疑是推進世界各國將洗錢行為入罪化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僅將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作為增設洗錢罪的唯一門檻，則未免有失妥當。誠如有學者所言：“只有確實具有刑事處罰的必要性而現行刑法規范體系對類似行為的規制又無法涵蓋問題行為時，才能說真正存在刑法規范的供給不足”。換言之，即便洗錢因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而滿足了刑事可罰性這一大前提，對其進行入罪化也仍需建立在現有刑法規范不足以規制類似行為的基礎上。然而，對1997年修訂刑法典的相關規范進行回顧便不難發現，第191條洗錢罪設立的必要性并不明顯。

1997年《刑法》頒布伊始，除了增設的第191條洗錢罪之外，與之類似的罪名還包括第312條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以及第349條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毒贓罪。由于第349條中的窩藏、轉移、隱瞞毒贓罪是從1990年《關于禁毒的決定》中“窩藏毒品、毒贓罪”更名和演變而來，而“窩藏毒品、毒贓罪”的設立又是源于我國對1988年《維也納公約》義務的履行。因此，追本溯源，《刑法》第349條窩藏、轉移、隱瞞毒贓罪即可視為國際意義上的涉毒洗錢犯罪。反觀1997年《刑法》增設的第191條洗錢罪，雖然也將毒品犯罪納入了上游犯罪當中，但是因其立法歸類（第191條被規定在刑法分則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一節），該洗錢罪的行為方式則被限定在了金融領域。如此一來，《刑法》第349條規定的洗錢方式甚至更廣于第191條中的涉毒洗錢。顯然，在涉毒洗錢領域，《刑法》第191條與第349條規定的內容已然發生了重合。相比之下，《刑法》第312條的規定則相對宏觀與概括得多。根據法條的表述，“贓物”作為上位概念，既可以包括“毒贓”，也可以包括來自于其他犯罪的違法所得。而根據《刑法》第312條“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贓物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或者代為銷售…”的規定，所謂“窩藏”，意在隱匿暗藏。除去對贓物物理形態的隱匿，在法律沒有明確限制的情況下，很難否認對贓物來源與性質的隱匿不能被納入到窩藏贓物的理解范圍。而“轉移”，旨在表述一種行為過程，詞語本身并未限定轉移的方式與方向。因此，除去最直觀的將贓物從A地轉移到B地，通過金融機構、貴重金屬交易所、乃至地下錢莊等將贓物轉移以逃避司法機關追查的行為，未嘗不可以理解為“轉移贓物”.相比之下，“收購”與“代為銷售”雖然是較為具體的贓物買賣行為，但其亦可視為洗錢的行為方式。因為，若洗錢犯罪的本質在于切斷犯罪所得與犯罪間的聯系以逃避懲處，那么只要能夠實現這一終極目標的任何方法都可能被利用。故而，《刑法》第312條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實際上具有極大的包容性。而根據《刑法》初設第191條洗錢罪時的規定，洗錢的對象局限于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以及走私犯罪；洗錢的行為方式也因為其立法歸類[7]而集中在利用銀行等金融系統對犯罪所得的掩飾、隱瞞。盡管在《刑法修正案（六）》頒布以前，理論與實務界都將“行為人是否具有掩飾、隱瞞贓物來源和性質之目的”作為區分《刑法》第349條和第191條的標準，[8]但是誰能完全否認這種標準不是在《刑法》增設了第191條之后為了刻意區分兩罪界限而作出的呢？畢竟，單純從語言表述上理解，很難說《刑法》第349條中窩藏、轉移贓物等行為本身不能具有隱瞞贓物性質和來源之目的。

（二）洗錢罪立法初衷與修法違背初衷的矛盾

當然，僅以相關立法足以規制洗錢犯罪來否定《刑法》第191條的存在意義并非沒有任何質疑的空間，最有力的反駁當屬——類似于集資詐騙罪之于詐騙罪，洗錢罪的設立正是為了重點打擊利用銀行等金融機構清洗特定上游犯罪所得的行為，《刑法》第191條與第312條的量刑差異便是該打擊力度的最好證明。[9]然而，近年來洗錢罪的修訂完善過程以及學界對該罪名的認知趨勢卻與這一頗具說服力的立法初衷發生了矛盾。

近年來《刑法》第191條洗錢罪的修正主要集中于兩方面。一方面，是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洗錢的行為方式還包括對非金融領域的利用；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將上游犯罪范圍進行擴增。司法解釋的出臺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刑法在設立第191條之初對“利用特定行為方式洗錢”的重點打擊，現今的《刑法》第191條已然打破了洗錢犯罪必須侵害金融管理秩序的壁壘。與此同時，經過2001年和2006年兩次刑法修正案的修訂，第191條洗錢罪的上游犯罪已在過去毒品犯罪、走私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基礎上增加了恐怖活動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顯然，《刑法》第191條洗錢罪的“重點打擊范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擴展。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打擊范圍的擴展卻大有從有限性向無限性發展之態勢。究其原因，則是我國長久以來被國際社會所詬病的洗錢罪上游犯罪范圍過窄的缺陷。近年來在我國刑法學界逐漸形成了一種新認知，即將《刑法》第349條、第312條、第121條之一以及第191條視為“廣義的洗錢罪”，從而將一切犯罪都納入到洗錢罪的上游犯罪之中。如此，便可在不改動現有立法的情況下實現對上游犯罪的擴容。

司法解釋力圖將洗錢方式從過去局限于金融領域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刑法修正案的修正、以及理論上創造的“廣義洗錢罪”概念亦在打破《刑法》第191條對上游犯罪的限制。這不禁讓人疑惑：洗錢罪究竟是一個個罪，還是一個類罪？若是一個類罪，為何將洗錢犯罪視為一種不限手段與上游犯罪，而僅僅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為行為特征（廣義洗錢罪）的理解，在我國《刑法》初設第191條之時并不存在？至少根據當時的理論與司法實踐，即便《刑法》第349條可以理解為涉毒洗錢，也沒人會認為《刑法》第312條是洗錢罪。此外，洗錢罪的設立究竟是為了打擊“特定方式”清洗“特定犯罪所得”的行為（《刑法》第191條設立之初），還是為了打擊利用一切方式清洗“特定犯罪所得”的行為（經過修訂后的《刑法》第191條）？抑或是為了打擊利用一切方式清洗一切犯罪所得的行為（廣義的洗錢罪）？如果是最后一種，其與刑法第312條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之間的區別又是什么？如果將我國廣義的洗錢罪視為打擊清洗一般犯罪所得（第312條）的同時，重點打擊對7類特定犯罪所得的清洗（191條），又為何在《刑法》設立第191條之初，第312條的行為方式卻被理解為不應具有對贓物來源和性質的隱瞞目的？以上種種困惑不得不讓人反思以特別法作為洗錢罪之設立必要性的合理性。在《刑法》設立第191條之初，其立法的本意旨在打擊利用金融領域清洗特定上游犯罪所得的行為。只是，當該種規定與當下的洗錢犯罪情形已然不相符合時，上述打擊重點（行為方式和上游犯罪的限制）也就自然成為了《刑法》第191條需要突破的重重障礙。實際上，無論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還是刑法修正案的規定，又或是理論上廣義洗錢罪概念的出現，不過都是在排除適用《刑法》第191條的種種限制，只不過前兩者更為直接，而后者相對迂回罷了。然而，這個排除的過程本身難道不是與我國設立洗錢罪時以特定對象、特定行為方式為打擊重點的立法初衷相矛盾嗎？

（三）洗錢犯罪的嚴重程度與《刑法》第191條低適用率的矛盾

據學者統計，“1997年至2009年間全國法院審理的，以《刑法》第191條洗錢罪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僅20余件”。可見，自《刑法》設立第191條洗錢罪后的十年時間內，該法條的實際適用數量可謂寥寥無幾。這一情況亦在2012年2月全球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以下簡稱FATF）對中國出具的互評報告中得到了印證（詳見下表）：

根據以上統計，如果以“廣義洗錢罪概念”來界定我國設立的洗錢罪，那么刑法第312條無疑是我國懲治洗錢犯罪的主力軍。令人不解的是，如果我國長久以來對洗錢犯罪的打擊都是通過刑法第312條來實現的。那么，又該如何理解《刑法》第191條洗錢罪的存在價值？而如果說刑法第312條的適用很大一部分仍歸功于對傳統贓物類犯罪的定罪處刑（即對贓物的窩藏、轉移、銷售），國際意義上的洗錢犯罪仍然有賴于《刑法》第191條的適用，那么第191條如此低的適用率與我國一直聲稱的嚴重的洗錢犯罪問題卻又實在難以匹配。盡管近年來中國人民銀行出具的反洗錢報告中，破獲的洗錢案件大有逐年遞增的態勢，但報告中卻微妙地使用了“涉嫌洗錢案件”的表達。如此含糊而概括的表述方式也著實讓人難以明辨刑法第191條洗錢罪的適用情況是否確有改善。誠然，導致《刑法》第191條適用率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單以適用率低去否定洗錢罪的存在必要性亦不客觀。但這種“實然”狀態與“應然”需求之間的巨大反差，至少為人們重新認知該罪的緣起與發展因由提供了一個契機。

二、洗錢罪立法進程中矛盾現象之原因分析

根據上文論述，《刑法》第191條洗錢罪的立法進程確實存在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困惑與難以自圓其說的矛盾。然而，對矛盾的揭示并非否認我國洗錢罪的立法必要性，而是希望通過分析引發矛盾的原因而發現作用于我國洗錢罪立法進程的真正因素。洗錢罪的設立與修正看似是國內立法的自主選擇，但該選擇的出現又卻是源于“國際要求”這一更深層次的因素作用。因此，有必要將視野重新置于全球化的國際反洗錢運動當中。

（一）全球化——洗錢罪立法必要性

毫無疑問，如果沒有資本在國與國之間的跨境流動，洗錢犯罪絕不可能成為近年來國際社會關注與打擊的重點。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開放的金融體系為各國間的資本流通提供了便利；網絡支付平臺在允許人們進行跨地域資本操作的同時，也讓國家的貨幣管制形同虛設；而電話銀行與網絡銀行對傳統面對面交易模式的突破，更為非賬戶持有者進行賬戶交易操作提供了可能。無疑，全球化對洗錢的意義在于清洗贓款的具體操作與贓款的流轉軌跡均可跨國實現。若用更為直觀的方式表達，便是洗錢者完全可以將其在A國犯罪所得的贓款轉移至其在B國開設的賬戶，再在C國將其兌換成現金消費后最終將交易所得轉運至D國。如此一來，一國便再難僅憑一己之力實現對洗錢犯罪的打擊。

盡管一國對國內洗錢犯罪的打擊有賴于本國相關立法與政策的執行，但是對跨國境洗錢犯罪的有效治理卻唯有站在國際的層面才能夠實現。[17]而類似于兩國間就某項犯罪開展刑事司法互助須以雙重犯罪為前提，普遍化的國際反洗錢刑事司法互助則須以各國打擊洗錢犯罪的共識為前提。這一共識，即是洗錢行為在全球范圍內入罪化的本質所在，而這也正是上世紀80年代末期《維也納公約》首次要求各締約國將清洗毒贓行為入罪化的初衷。這一點，在美國代表團對《維也納公約》的評價中也得到了印證。美國代表團曾如此贊許該公約在引渡方面的卓越貢獻——“盡管毒品犯罪一直被公認為是可引渡的犯罪，但是清洗毒贓犯罪之引渡問題在過去卻并未受到普遍認可。公約對該種行為犯罪化的規定，無疑促成了國際社會將清洗毒贓犯罪納入可引渡犯罪的共識”。雖然1988年的《維也納公約》對洗錢犯罪的規定還局限于涉毒洗錢，但自《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以下簡稱《巴勒莫公約》）將洗錢作為獨立犯罪予以打擊以來，公約對洗錢行為入罪化的根本意義卻未曾改變。

如此，便能夠理解我國1997年《刑法》在已有第312條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以及第349條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毒贓罪的情況下，仍然增設第191條洗錢罪的原因所在。實際上，我國《刑法》增設第191條洗錢罪的意義并不在于對國內現有立法適用的補充，而在于設立一個具有一定“國際共性”的洗錢罪，以為我國將來與各國順利開展具體的反洗錢刑事司法互助提供基礎與前提。換言之，正是基于全球化的作用，世界各國在懲治洗錢犯罪中彼此關聯、相互依賴的客觀現實迫使具有一定“共性”的洗錢罪出現在了各國刑法之中。

（二）公約義務——洗錢罪立法標準

全球化無疑是引發世界各國設立洗錢罪的源動力，而如何將該股源動力轉化為具有共性的標準以滿足未來普遍性的刑事司法互助需求，則不得不訴諸于國際公約。

1988年《維也納公約》作為聯合國頒布的第一個涉及反洗錢的公約，雖受限于涉毒洗錢犯罪，卻為后續公約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基礎與模板。其中，該公約對洗錢行為方式的規定便基本被后續相關公約吸收與采納。根據《維也納公約》的規定，洗錢方式主要包括七種——轉換、轉讓、掩飾、隱瞞、獲取、占有和使用。其中，轉換、轉讓、掩飾、隱瞞四種行為方式為強制性要求，成員國必須將其納入到洗錢罪的規定中；而獲取、占有、使用三種行為方式則屬于選擇性要求，即當有違本國憲法原則或法律制度基本概念時，締約國可以選擇不將這三種行為方式入罪。此后，“上游犯罪”的概念開始第一次出現在聯合國于2000年頒布的《巴勒莫公約》中，洗錢犯罪的適用對象也開始被明確拓展至參加有組織犯罪集團的犯罪、腐敗犯罪、妨害司法犯罪以及最高刑為四年以上自由刑的公約界定為嚴重的犯罪。與此同時，該公約亦允許各成員國依照本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排除自洗錢行為的入罪化。雖然2003年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亦對反洗錢有所涉及，但是該公約對洗錢入罪化的規定卻基本是對《巴勒莫公約》相關規定的照搬。故而，僅就入罪化而言，《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并未提出任何新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聯合國于1999年開放供各國簽署的另一個并未直接涉及洗錢犯罪的公約——《聯合國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公約》，卻因資助恐怖主義犯罪與洗錢犯罪之密切的關聯而被納入了國際反洗錢框架中。

反觀我國《刑法》第191條洗錢罪從設立到修正的過程不難發現，我國對洗錢罪的修正過程即便不是與國際公約的規定完全吻合，也基本是按照國際公約的要求而不斷完善與發展。而我國洗錢罪的立法進程既是我國履行公約義務的過程，也是公約制約與影響我國刑事立法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我國《刑法》第191條的立法進程與其設立初衷間的矛盾，所生疑惑便可釋然。固然，在我國設立《刑法》第191條之初，將利用金融領域清洗特定犯罪所得作為打擊重點的洗錢罪的設置，與當時的國際反洗錢需求基本吻合。然而，伴隨著國際反洗錢運動的發展與推進，國際社會擴張反洗錢體系適用范圍之需求卻在不斷通過公約傳遞給各締約國。換言之，我國履行公約義務不斷突破已有限制以拓寬洗錢罪適用范圍的過程，亦是我國不斷修正國內立法以迎合國際反洗錢需求的過程。

（三）國際組織經濟制裁——洗錢罪立法的保障力

即便是國際公約，其對各國刑事立法的影響也僅依賴于各締約國對公約義務履行之自覺態度。換言之，如果各締約國拒絕履行相關義務，公約也并不存在任何強制措施迫使締約國遵守。不得不承認，單從公約對一國刑事立法的影響力來看，縱使形式上不存在，其實質上也仍然給各國留下了是否接受以及如何接受公約影響的選擇空間。只不過，該種刑事立法的選擇空間在國際反洗錢組織的作用下變得不復存在。

成立于1989年的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無疑是目前最重要且最具影響力的國際反洗錢組織。其制定的《FATF 40條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在借鑒《維也納公約》以及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關于防止犯罪分子利用銀行系統洗錢的聲明》（以下簡稱《巴塞爾聲明》）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對“改進國家法律制度”、“完善國家金融系統”、以及“加強國際合作”三大領域的規定，為確保國際反洗錢舉措的有效實施做出了重要貢獻。誠然，作為一個政府間組織，FATF的《建議》甚至不具有如同國際公約一般的法律約束力。即便《建議》中的諸多內容在相關公約中有所體現，其自身效力的產生卻仍依賴各國政府對《建議》的認可及實施自愿。然而，FATF通過“自評”、“互評”、以及“后續跟進舉措”而構建的一整套“經濟制裁機制”卻為約束各成員國按照《建議》要求實施具體反洗錢舉措提供了有力保障。

所以縱觀國家對于洗錢的打擊力度，可以瞥見我們國家為了捍衛經濟穩定做出的巨大的努力，雖然洗錢的途徑多樣且賦予變化，但是相關監察機構通過對賬目的核算，來審核有問題的賬目，聯合公安機關進行多方面的打擊，對于此類案件，一般是犯罪金額特別巨大，且犯罪人員多樣，遍布各地，給案件的偵查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但是通過多部門聯合作戰的方式，成功的抵制了這種現象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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