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法占用農用地辯護詞怎么寫?

XXX市人民法院：

受XXX本人委托，XXX師事務所依法指派馮露律師擔任XXXXXX非法占用農用地案的被告XXX的辯護人，案件已移送貴院審判。案件開庭審理后，辯護人根據事實和法律的適用，對案件的爭議點發表如下辯護詞，請貴院參考：

(一)、XXX系履行職務，本案被告應當是貴陽市烏當區XXX委會。

XXX市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認定XXX涉嫌非法占用農用地罪，根據該罪名可知，非法占用農用地罪的犯罪主體為一般主體，可為自然人亦可為單位。

根據案件結果以及庭審調查可知，公訴機關以XXX委會與本案被告楊祥貴簽訂《場地平場協議》，以及XXX工貿公司與楊猛、鄭祖培簽訂《倒土協議》，認定XXX等人已涉嫌非法占用農用地罪。而根據《貴陽市烏當區XXX民委員會會議紀要》、各份協議以及各被告的當庭供述、收益的獲得等證據，均能表明本案涉嫌犯罪的主體為單位，XXX僅僅作為民主集中制中行使表決權的一員，在工作范圍內履行其工作職責，但公訴機關卻以XXX作為自然人被告提出刑事起訴。

辯護人認為，且不論場地平整的行為和事實是否應當被認定為犯罪，但場地平整的決定是XXX民委員會通過會議集體討論的結果，最終與楊祥貴簽訂平整協議的主體也為XXX委會。村委會作為農村基層自治性組織，自收自支，應當具有獨立承擔刑事、民事等責任的單位主體資格。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伐、濫伐林木案件應用法律的幾個問題的解釋》第八條，明確了集體經濟組織可以作為單位犯罪主體。從而看出，法律對于單位犯罪并沒有將村委會排除在單位范疇之外。因此，XXX委會才是涉嫌非法占用農用地的主體，而XXX僅僅是XXX委會的一員，故不應當將XXX個人作為XXXXXX非法占用農用地案件的自然人犯罪主體。

辯護人懇請人民法院采納上述觀點，審查案件的犯罪主體資格問題。即使無法確定村委會能否作為犯罪主體，也應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一)條3項的規定，在事實認定中確認XXX等人系涉嫌作為按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來追究刑事責任。否則，XXX等人因履行職務職責卻以自然人身份受到刑事處罰的結果，有違法律的公平正義。

(二)、本案主要證據有諸多瑕疵，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1、針對貴州地礦測繪院作出的《測繪報告》，辯護人認為該報告的鑒定程序不合法，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本案被告均是在2013年9月26日才對三十金溝、牛席廠進行現場指認(鄭祖培僅指認三十金溝)，而于同一天收到了偵察機關下發的鑒定結論通知書。試問：鑒定機構在接受偵察機關委托后，僅以偵察機關指定的地點確認拐點坐標，該拐點坐標未與被告的現場指認作任何對比，這種情況下作出的面積認定是否合法?辯護人認為肯定不合法。

庭審中，法庭已查明，除被告外不排除外來人員在涉案地塊偷倒渣土的情況，在被告未對現場作任何邊界指認的情況下，偵察機關用什么來確定鑒定范圍?這個范圍是否均是本案被告所為之?鑒定所用的測量拐點是否與現場指認進行了對比并作出說明?在庭審中同樣查明，牛席廠僅平整出一條路(對于楊祥貴私自開挖大田灌木的行為，辯護人認為系其個人尋求經濟利益的行為，在會議紀要中XXX反復強調嚴禁毀林，足以體現XXX個人意識，客觀反映出XXX不可能指使楊祥貴開山挖田。)，那么將整個牛席廠作為鑒定范圍是否合法?有如此多疑問的一份證據如何能作為定案依據。

2、針對重慶市林業司法鑒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鑒定檢驗報告書》，辯護人認為該鑒定結論在程序、范圍、方法等問題上均有嚴重違法，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首先，在委托重慶林業司法鑒定中心鑒定時，偵察機關已決定將XXX貓貓巖地塊另案處理，但重慶市林業司法鑒定中心鑒定的范圍仍包含貓貓巖，而針對于三十金溝、牛席廠的具體面積、林種等并沒有明確的鑒定結論。其次，對于地塊面積也是直接引用貴州地礦測繪院的測量數據，而該面積的認定本身存在問題。第三，委托鑒定事項僅是XXXXXX的毀林面積、林種、林木株樹以及儲積測量檢驗，在正式文本中也未有結論認定林地毀壞程度。但是重慶市林業司法鑒定中心于2014 年1月17日僅根據委托方的要求，就直接作出補充說明，且該說明也沒有任何技術人員簽名。辯護人認為，對于該補充說明應當直接作為非法證據排除。鑒定人對超出委托范圍的鑒定事項于何時重新實地考察取樣，鑒定方法是什么，鑒定結論的依據是什么?如此簡單的補充說明，就將原本未列入委托鑒定事項的鑒定內容草率地作出鑒定結論，是不是過于兒戲?第四，該鑒定結論并沒有告知被告。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四條、八十五條(五)(六)(七)(九)之規定，以上兩份鑒定報告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三)、本案被告的行為不符合非法占用對農用地罪的構罪標準。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規定，非法占用農用地罪是指違反國家土地管理法規，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農用地，改變被占用土地用途﹑數量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農用地大量毀壞的行為。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土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14號)第三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林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5】15號)第一條的規定可知：非法占用農用地罪的構罪條件中，“改變被占用農用地用途﹑數量較大?”和“?造成耕地﹑林地等農用地大量毀壞”是并列的因果邏輯關系，如果構成該罪則非法占用、改變用途、數量較大、大量毀壞四項構成要件是“連環的”和缺一不可的，行為人的行為必須符合所有要件才構成非法占用農用地罪?。

1、非法占用、改變農用地用途是指：在非法占用的林地上實施建窯、建墳、建房、挖沙、采石、采礦、取土、種植農作物、堆放固體廢棄物或者進行其他非農業建設。但是，根據偵察機關偵查結果，并沒有任何證據證明XXX支兩委XXX等人在三十金溝、牛席廠兩地塊上實施了有關非法占用農用地司法解釋中對改變農用地用途所列舉的行為，雖然有三份平整協議，一份倒土協議，但仍需考慮在協議的實際履行中有沒有犯罪。

平整并不等同于建設，更加不能等同于破壞，平整的前提系他人傾倒在兩地塊上的渣土已經危及到其他群眾的生命安全和生產生活，目的是為防止災害的發生，所以平整的行為本身不具有改變土地性質和破壞土地的意圖和故意，且平整并不屬于刑法相關解釋中列舉的改變土地用途的任何一種行為方式。

其次，針對楊猛、鄭祖培的倒土，多位被告在庭審中已說明：倒的土并非建設中的固體廢棄物，而是開山和挖地基的黃土。所以，針對倒土這一行為，是否屬于法律列舉的范圍值得商榷。

2、構成本罪還需達到“?造成耕地﹑林地等農用地大量毀壞”的認定標準，即要求數量較大、大量毀壞。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林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林地毀壞是指非法占用的行為已造成林地的原有植被或林業種植條件嚴重毀壞或者嚴重污染。根據兩份鑒定結論，均認定三十金溝、牛席廠兩地塊的涉案范圍為林地。但根據《XXX林場與XXX關于林區定界協議》以及客觀事實，早在1999年，涉案地塊就已被很多村民開墾為低產田、茶花地和飼料地，早已不是林地，若林地上存有林木更是不知什么時候早已不在。換言之，造成林地的原有植被嚴重毀壞的行為人并不是XXX委會，更加不是XXX，該事實不能被否認。

另，因地塊性質被認定為林地，所有不能因為村民占林為土的行為而將該地塊認定為耕地。為配合貴陽市“保利國際溫泉新城”招商引資項目的建設，XXX為積極配合XXX的拆遷征地工作，避免集體沖突，于2003年至2007年以耕地的征地補償標準，從占用三十金溝、牛席廠該兩地塊耕作的農戶手中將土地流轉為集體所有。被告對以上事實多次以書面和口頭方式向偵察機關機關匯報，但偵察機關并沒有調查核實。如果本罪只看行為不論結果，那農戶私自在林地上種植農作物，那偵察機關是否應當追訴農戶非法占用林地改種植農作物的行為并移送司法?

因偵察機關并沒有對林地是否被嚴重破壞提出鑒定委托，重慶林業司法鑒定中心作出的補充說明根本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故本案是沒有任何確切的證據認定涉案地塊有沒有被嚴重毀壞，而且根據植被恢復的情況看，林地土壤成分、結構完全適合樹木的生長種植，不可能達到嚴重破壞。

3、被告XXX不具有故意犯罪的主觀心態。

首先，龍村委會決議對XXX地塊進行平整的原因已經在《貴陽市烏當區XXX民委員會會議紀要》中闡述得很清楚，就是為了消除安全隱患，解決生產便道問題，也可考慮招商引資(烏當區政府批準重建佛山寺的會議紀要)，會議決定并由張澤良全權負責平整事宜包括合同的簽訂，由趙才文負責現場指揮。這次會議結果是由全體委員集體討論并表決決定。因此，對于村集體的決議不應由XXX個人承擔，XXX對XXX平整的目的和動機也并非想違反土地法律法規，更加沒有改變土地性質或者毀壞土地的主觀意圖。

其次，《紀要》中除提到按每畝壹萬元支付平整費外，并沒有對具體細節進行討論。因此，對于平整協議的具體細節，現場施工等并非XXX親自審查和指揮，對于平整中的違法行為也沒有得到XXX本人的認同和指使，在庭審中，張澤良、趙才文均表明XXX沒有指揮要求挖田挖樹。私自挖田挖樹應屬楊祥貴的為謀取私利的個人違法行為。XXX在會議上反復強調嚴禁毀林，要保護好生態環境，對于這樣一個還具有黨性的村干部怎么可能到現場指揮楊祥貴挖山毀林?所以楊祥貴的供詞不能盡信。

第三，對于三十金溝偌大一個堰塞湖，為防止水患坍塌的確需要土進行填埋平整，且形成堰塞湖并不是村委會或XXX個人造成，而是長期偷倒以致三十金溝的前部高于后部十幾米深，又因長期積水而形成堰塞湖。堰塞湖若不平整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用途反而對村民生命安全存在威脅。因此，作為村支書首要考慮的是村民安全問題，若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則更加符合政策要求。

第四，XXX涉案地塊十幾年來一直被認為系荒地、低洼地、積水塘為主的未利用地，村支兩委的目的希望能夠提供土地利用價值，一直并不知道該地塊在國土部門登記為林地。

因此，從主觀上看，XXX以及村支兩委的全體成員在主觀上并不具備犯罪的故意。

綜上，即使被告實施的行為被認定為犯罪行為，但其主觀上并不具備犯罪的故意，且該行為有沒有造成損害后果，另，該損害后果與行為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均應當作為本罪定罪的依據。故辯護人認為：XXX雖作為村黨支部書記，但村集體的決議并非其一人能夠決定，且在本案中XXX主觀上不具有犯罪的故意，動機上是維護村民的利益，其行為在客觀要件上也不具備法定條件，不能以該罪定罪處罰。

(四)、請求人民法院從被告的動機以及土地的客觀狀況充分考慮本案的定罪量刑。

被告XXX作為農村基層領導干部的縮影，從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民到村干部，文化水平、法律知識一直是軟肋，更多的是接受政策的指引，大力發展農村經濟、保障民生、提高邊角廢料等零星閑置土地的利用價值等思想是XXXXXX等人的根本動機和目的，本案所得收入也并非XXX中飽私囊，所獲收益也是用于保障XXX民的民生問題。同時，多年來土地本身的現實狀況亦直接影響被告對涉案地塊性質的認識。因此，XXX等村支兩委領導班子并不存在毀林占地的主觀故意，而是出于發展經濟保障民生的良好愿望和動機。提出平整是基于《烏當區關于佛山寺異地重建相關文件》的精神，而決定平整是基于該兩地塊被他人傾倒大量渣土存在隱患且經村民反映后，經村支兩委民主表決而確定，目的也是為解決村民生活中的安全隱患、為提高土地利用價值、為村民謀福祉而采取的方法。雖然，為到達上述目的采取土地平整不是最正確的、最好的處理方式，甚至可能存在決策上的錯誤，但是經前述分析，辯護人認為并達不到犯罪的后果。

(五)、除法理之外，請求法院對本案更多的給予情理上的考慮。

1、在情理上，XXX為XXX兢兢業業工作的36年里，從引導農民脫貧致富，到發展壯大XXX經濟發展引進企業一百多家;從保障兩千多人統籌辦理養老、新農合醫療保險，到豐富XXX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等等，把一個貧困落后村發展成為模范村都是在XXX等人勇于謀發展、擔風險、挑重擔的帶動下一路走來。XXX等人堅持中央政府倡導的三個有利于原則、三個代表原則，一心為村民的生存、發展、希望、致富之路默默奉獻，為XXX爭取了眾多榮譽并付出了巨大貢獻，并一直得到村民和上級領導的贊譽。同時，從調查結果看，XXX書記從事基層工作多年也未謀取一己之私，這樣的好領導好干部在行使表決權時犯了一點錯難道不值得被原諒，難道一千多村民的聯名上書抵不過幾個別有用心的刁民的胡亂舉報嗎!

2、本案經公安機關立案調查至今，村支兩委經過深刻反省，深知自己的法制意識淡薄。現涉案地塊已根據烏當林業局推薦的專家指導后栽種柳杉，經初步驗收存活率達到95%。植被的恢復不僅體現村委會對自己過錯過失的悔悟，從客觀上也為集體、國家的生態環境盡了一份義務。

3、作為辯護人，聽到這樣的感慨很痛心：做了幾十年黨員幾十年村干部，什么苦沒吃過什么困難沒有克服過，每年兩千五百多張嘴巴等著吃飯，每年村里為解決民生問題要支出1585余萬元，為人民的利益絞盡腦汁，一心為黨的事業心甘情愿的干，沒想到一心為民生一心為發展的行為讓我今天成了犯罪嫌疑人、罪犯……

綜上，辯護人懇請貴院在充分考慮案件的各種疑點、疑問，并慎重考慮“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的原則，對被告XXX作出無罪判決，以彰顯法律的公正。

此 致

XXX市人民法院

辯護人：

XXXX律師事務所律師 XX

XXXX年XX年XX日

對于非法占用農用地的辯護詞，律師要充分在案件找到關于被告人的有利條件，并且最好證據證明其沒有非法占用地，但是不能夠偽造證據或者扭曲事實真相。并且用被告人所做的過相關工作來進行辯護，讓法院認為被告不會做違法的事。

關于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判幾年

非法占用農用地是否有單位犯罪

非法占用農用地罪構成要件是怎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