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供卵、代孕均另有其人

2007年，羅先生與劉女士登記結婚，此時兩人均為再婚。羅先生與第一任妻子育有一子一女，離婚后兒子由羅先生撫養。劉女士與前夫結婚后沒有生育子女。

婚后，劉女士因為天生患有不孕不育疾病，向丈夫表達了希望共同撫養丈夫的再生血脈。兩人就代孕事宜達成一致。

此后，羅先生通過代孕中介操作具體事宜，將羅先生的精子及購買的卵子委托醫療機構進行體外授精形成受精卵，再非法委托他人代孕，卵子提供方及代孕方并非同一人。

代孕者在外地產下一對龍鳳胎。劉女士及其父母前往外地租房照顧新生兒，兩個月后攜這對子女返回上海。

劉女士回到上海后，因為孩子身體不好，經常生病，所以她和她的父母便在位于楊浦區的家中照顧孩子。直到孩子一歲之后，她才回到單位上班，孩子繼續由外祖父母和保姆照顧。她說，從孩子出生到羅先生去世有3年時間，這段時間內身為祖父母的羅-氏夫婦從未前來探望過孩子，倒是羅先生每月都會帶上她和孩子去位于七寶的祖父母家住上半日。

對于劉女士沒有生育能力一事，羅-氏夫婦稱他們知情。但他們指出，劉女士起初一直對他們宣稱做的是試管嬰兒，而不是代孕，更沒有告知他們卵子是購買的。羅-氏夫婦進一步提出，羅先生很有可能并不知道孩子與劉女士沒有血緣關系。

對此，劉女士表示，她曾嘗試過試管嬰兒，但醫生告知她很難產生優質的卵子，所以羅先生才會想到購買卵子來找人代孕。而且代孕的具體事宜一直是由羅先生在聯系，她無法隱瞞購買卵子這一事實。

在孩子出生后，羅先生只做了他與孩子的血緣鑒定，而沒有要求鑒定她與孩子間是否存在血緣關系，劉女士認為，這也足以證明羅先生事先知道孩子與她沒有血緣關系。

初判：與“母親”無血親關系

閔行區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此案。法院認為，羅先生為兩名未成年人的親生父親，同時排除了被告劉女士系兩名未成年人生物學母親。因此，被告劉女士不能以親生母親的身份獲得撫養權。羅-氏夫婦為兩名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在符合法定條件的情況下，可依法主張兩名未成年人的撫養權。

法官表示，在我國父母子女之間，即使沒有血緣關系，法律仍確定了地位與血親相同的親子關系。由于此種血親非自然形成，而系依法律設定，故又稱“準血親”或“法定血親”。

婚姻法確認的擬制血親有兩類：一是養父母與養子女以及養子女與養父母的其他近親屬;二是在事實上形成了撫養關系的繼父母與繼子女、繼兄弟姐妹。

在本案中，法院認為，被告與兩名未成年人之間不能成立合法的收養關系。因為擬制血親關系必須依據法律規定加以認定。但由于本案中提供卵子的“基因母親”、懷孕的“孕生母親”和事實上撫養孩子的“養育母親”均不相同，所以“養育母親”是否構成擬制血親并無法律規定。再加上代孕行為不具備合法性，法律不認可其能產生合法的擬制血親。

因此，法院不認為劉女士與兩名未成年人之間存在擬制血親關系。作為祖父母的羅-氏夫婦應享有對孩子的撫養權。

劉女士認為該判決沒有秉承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于是提起上訴，要求撤銷一審判決。

二審：能否以繼母身份擁有撫養權

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了二審開庭。

劉女士的代理律師認為，劉女士可以以繼母的身份來擁有孩子的撫養權：“在孩子生母不明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把孩子看作羅先生的私生子女，在婚姻存續期間，劉女士作為羅先生的妻子，可以看作孩子的繼母。”

該律師同時指出，羅-氏夫婦已經是八十歲的高齡了，年齡和身體條件并不適合撫養兩個年幼的孩子，而且他們與孩子沒有很深的感情，也沒有強烈的撫養孩子的愿望。在一審時，他們曾提出要把孩子交給遠在美國的姑姑撫養，這樣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長。

劉女士也表示，自己作為幼兒園老師，每個月有1萬多的收入，父母在市中心也有一套房產，加上丈夫去世后留下的遺產，她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撫養兩個孩子長大。

然而，羅-氏夫婦的代理律師反駁道，最高院復函規定孩子的母親需要完成提供卵子、分娩、撫養孩子，才能認定為孩子的母親。在非法代孕的情況下，不能認定劉女士是孩子的母親。此外，認定繼母關系是要求孩子在婚前出生，劉女士明顯不符合這一情況。

對于羅-氏夫婦是否具有撫養權，律師表示：“孩子的基因母親和孕育母親出于金錢關系才生育的孩子，她們沒有意愿撫養孩子，我們應當認定兩個母親沒有撫養監護能力，根據法律規定，羅-氏夫婦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享有孩子的撫養權。”

由于此案涉及人身關系的認定，因此不進行調解，將擇日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