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在生活中，如果發生了不愉快或者其他的矛盾糾紛，千萬不要采取打架的方式解決，因為打架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還有可能造成更加嚴重的后果，關于聚眾斗毆中的持械是怎么定義的很多人有疑問，接下來讓小編為大家提供有關于聚眾斗毆持械的定義的法律規定和知識。

一、聚眾斗毆中的持械是怎么定義的?

我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第一款在聚眾斗毆罪中規定了四種加重情節，但是實踐中對持械聚眾斗毆的把握判斷五花八門，莫衷一是，造成了大量的案件同案不同判，嚴重影響了法律的統一適用。

應該說，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多，但與我國沒有中央層面的司法解釋與規范性文件有很大關系，我國在最高司法機關層面僅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中對聚眾斗毆罪的量刑提出了簡單的指導意見，沒有關于聚眾斗毆罪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任何相關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在這個問題上除了前述立案追訴標準外，也無相關規范性文件，對“持械”的認定沒有任何幫助。

對于何為“持械聚眾斗毆”，周道鸞、張軍主編的《刑法罪名精釋(第四版)》認為，“主要是指參加聚眾斗毆的人員使用棍棒、刀具以及各種槍支武器進行斗毆”的情形。這是司法實踐中最權威的觀點。該觀點強調，一是必須實際使用，二是限于棍棒、刀具以及各種槍支武器，至于是為什么限于以上器械，有沒有相關的判斷標準，則沒有給出理由。至于是事先準備的，還是現場隨手拾取的，則沒有提及。

《刑法分則實務研究(第五版)》在這個問題上的見解是“用隨身攜帶的兇器毆斗，或者利用毆斗現場原有器物毆斗。這里所說的兇器是指足以造成傷亡的危險器械。”根據該觀點，在實際使用上與前述觀點沒有區別，但是對于“械”的界定沒有具體限制，只要是“足以造成傷亡的危險器械”都可以，而且是不限于攜帶，也包括現場利用。

《百罪通論》雖未對“械”作出明確界定，但明確提出“行為人在聚眾斗毆過程中從對方手中奪得器械而使用或者在斗毆的現場隨手找到器械而使用，都不能認定為持械，因為這里行為人缺乏持械斗毆的故意。”這一點有別于《刑法分則實務研究》的觀點。

二、地方層面指導意見

在地方層面，江浙滬三地都出臺了本地區有關聚眾斗毆的指導意見。

上海市的意見認為，“持械”是指參加聚眾斗毆的人員使用器械或者為斗毆攜帶器械但實際未使用的情形。這里的“器械”是指各種槍支、刀具、棍棒、磚塊等足以致人傷亡的工具。該情形包括事先準備器械并持器械參與斗毆，也包括在實施過程中臨時獲得器械并持器械進行斗毆。參與預謀持械聚眾斗毆，或者明知本方人員為斗毆而持械，即使本人未使用或攜帶器械，構成本罪的，也均應以持械斗毆認定。

江蘇省的意見認為，“械”是指各種槍支、治安管制器具、棍棒等足以致人傷亡的工具。對于持磚塊、酒瓶類一般工具進行斗毆的，要結合所持一般工具在斗毆中的使用情況及造成的后果等情節，認定是否為“械”。 “持械”是指參加聚眾斗毆的人員直接使用器械斗毆，或者在斗毆中攜帶并且顯示但實際未使用的情形。持械既包括事先準備器械并在斗毆中使用，也包括在實施斗毆過程中臨時就地取材獲得器械并使用。對于奪取對方所持器械并使用的，以持械聚眾斗毆論處。參與預謀持械聚眾斗毆，或者明知本方人員為斗毆而攜帶器械，即使本人未攜帶和使用器械，構成共同犯罪的，也均以持械聚眾斗毆論處。對于預謀持械聚眾斗毆但沒有將器械帶到斗毆現場或對本方人員為斗毆而攜帶器械進行積極阻止的，可不以持械聚眾斗毆論處。

浙江省則回避了對“械”的界定。而江蘇省2000年10月11日出臺的《關于辦理聚眾斗毆等幾類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討論紀要》則明確了“械”的“足以致人死亡”的標準，更加合理。

通過對比發現，上海、江蘇兩地都對“械”的界定采取不完全列舉法，都將“足以致人傷亡”作為判斷標準。但對于“持械”的認定，兩地的意見既包括實際使用，也包括實際攜帶而未使用的情形;既包括事先準備并攜帶至現場，也包括臨時從現場取得的情形，甚至江蘇省走的更遠，把奪取對方所持器械并使用的都包括在內。

三、筆者觀點

筆者不完全同意以上觀點，現根據自己的思考試談一下自己的看法，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考，供大家批評指正。

關于“械”的界定。

首先，對于“械”，一般理解為“器械”、“武器”，筆者傾向與《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的“兇器”作等同理解。當然，這里的“械”應當具備堅硬的物理屬性，不把一些有毒、有害的液體、氣體包括在內。

其次，筆者不同意上述兩點意見中“足以致人傷亡”的標準。按照這個標準，其實等于沒標準。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那么針也完全符合標準，甚至麻繩也是可以的。

筆者認為，應當將正常情況“明顯能夠造成重傷或者死亡”作為標準，同時堅持“械”的前述物理屬性。筆者堅持如上觀點基于如下幾點理由：

(1)既然《刑法》把“持械聚眾斗毆”作為聚眾斗毆罪的加重處罰情節，說明它的社會危害性遠遠大于一般普通聚眾斗毆，如果持械斗毆正常情況下明顯不致導致他人重傷或者死亡，則不足以為加重處罰提供正當性，在聚眾斗毆造成他人重傷的情況下，按故意傷害罪追究刑事責任時，一般也是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間處罰，如果持械使用的結果沒有造成他人重傷或者死亡，則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明顯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既然《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了轉化定罪，就意味著按第二款處罰就比按第一款處罰要重。

(2)聚眾斗毆罪侵害的法益是公共秩序，而不是參與斗毆者的人身權利。對于沒有參與斗毆的社會公眾來講，對其主要的不利影響是恐慌，而不是傷害。因此，持械聚眾斗毆中持的“械”必須是在正常情況下看來能夠“明顯造成他人重傷或者死亡”，能夠造成公眾的緊張、不安甚至恐懼，普通的打架斗毆顯然達不到這種情形，持有普通的能夠造成他人輕傷害的“械”，也不會足以造成公眾的恐慌，也不符合公眾認識，違反了國民預測性，既然《刑法》要對此種情形加重處罰，必須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在日本，西田典之教授也認為兇器需要“在外觀上足以使人產生危險感、不安感”。大谷實教授也持類似觀點。

因此，筆者認為象管制刀具、槍支、鐵棍、斧頭等明顯能夠造成他人重傷或者死亡的器械認定為持械的“械”，而木棒、木棍、酒瓶、磚頭等不宜認定為“械”。

關于“械”的來源。

筆者堅持事先準備并攜帶為原則，這體現了作案者的主觀惡性，有加重處罰的必要性和可譴責性，對于雖然準備了但并未攜帶至斗毆現場的，不得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對于在斗毆現場臨時拾取或者從對方手中奪取并使用的，也不得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筆者認為奪取器械并使用的斗毆者主觀惡性明顯低于準備器械并使用的對方斗毆者，如果對其加重處罰不符合刑法懲治持械聚眾斗毆的規范意旨，就不具有加重處罰的正當性。

關于“械”的使用問題。

筆者堅持“械”的實際使用原則。實際使用則決定了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也決定了加重處罰的必要性。如果實際攜帶并未使用，只是一種預備行為，若聚眾斗毆罪既遂，既遂行為吸收預備行為，若聚眾斗毆尚未著手實行，則可按預備犯處罰。我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的規定是“持械聚眾斗毆”而不是“為聚眾斗毆而準備器械”。

綜上所述，關于聚眾斗毆中的持械是怎么定義的很多人有疑問，小編已經為大家解答了，如果對于聚眾斗毆的規定還不清楚的話是可以多加了解刑法的規定的，關于法律條文的釋義小編已經為大家解答了，聚眾斗毆是一種會影響社會秩序的嚴重打架行為，可能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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