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對貪污受賄犯罪采取客觀化的、同種數罪不并罰的處罰模式，并因此而派生出其他一些問題：如以數額作為定罪處罰的主要依據是否合理？刑法規定對多次貪污、受賄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數額處罰有無特別含義？多次貪污、受賄中有既遂、未遂、中止的，是否適用法定量刑情節？等等。下面我想就這些問題談點看法。我國刑法根據貪污、受賄罪具有侵犯或涉及財產的特性，設計了客觀化的同種數罪不并罰的處罰模式。如刑法第383條規定：“對犯貪污罪的，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依照下列規定處罰：（一）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四）個人貪污數額不滿五千元，情節較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對多次貪污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污數額處罰。”從這條第四項規定可以看出，貪污、受賄罪定罪的數額起點一般是5千元；從這條第一至第三項規定可以看出，貪污、受賄罪法定刑的輕重主要取決于犯罪金額。這種立法模式把犯罪數額當作定罪量刑主要標準，偏重客觀，可以稱之為客觀化模式。從第二款規定可以看出對于犯數個貪污罪或受賄罪未經處理的，累計數額按一罪處罰，不實行數罪并罰。在我國刑法中，并非只對貪污、受賄罪采取這種客觀化處罰模式。對于其他犯罪，一般也把可觀察計量的客觀結果當作定罪量刑的主要標準。如侵犯財產類犯罪中的盜竊、詐騙、搶奪、敲詐勒索等；還如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類犯罪中的生產銷售偽劣商品、走私、虛報注冊資本、金融詐騙、合同詐騙等犯罪。即使對非財產經濟類犯罪，往往也是以造成一定的結果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據，如故意傷害，通常造成輕傷后果才追究刑事責任，造成重傷或死亡結果加重其法定刑。在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不僅通過司法解釋明確立法中有關數額數量的具體標準，而且對于立法中沒有明確規定數額數量標準的，也通過司法解釋作出具體規定，如關于非法制造、買賣槍支彈藥、爆炸物罪的司法解釋。可以說這種客觀化模式是我國刑法的一大特色。處罰貪污罪和受賄罪的客觀化模式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我國刑事立法和司法廣泛存在的客觀化傾向的表現之一。這種客觀化模式有利有弊。優點是以客觀的可以觀測計量的犯罪金額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定罪處罰標準客觀明確，便于操作，并且能夠實現以犯罪金額或其他結果為尺度的公平。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地域廣袤、人口眾多的國家而言，客觀化模式有利于保持全國執法的統一、平衡，也有利于限制司法腐敗的消極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這種模式存在評價因素單一、忽視具體案情和其他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弊病，在我國刑法限制適用酌定減輕的體制下，有時會導致不合情理的判決結果。權衡利弊，我認為對于貪污受賄犯罪采取這種客觀化模式還是合理的。因為在實現刑罰目的、公平正義方面，貪污受賄這類瀆職性犯罪與其他非瀆職性犯罪有很大差別。從滿足個別預防的效果上講，對貪污受賄犯罪區別對待的意義不大。一方面，貪污受賄罪的主體尤其是受賄罪的主體，通常是“白領”人士，屬于“理性人”范圍，他們個體之間的差異、犯罪動因差別較小。另一方面，瀆職性犯罪以利用職務上便利為前提，因此不用說對他們適用刑罰處罰，只要將該罪行揭露，就可以通過剝奪任職機會而輕易封殺他們再次犯貪污受賄罪的條件。既然不考慮主體、主觀的差異適用刑罰就可以取得同樣的個別預防犯罪的效果，那么，對貪污受賄犯罪的刑事政策重點就應當放在滿足一般預防的效果和實現公平正義方面，側重依據客觀方面的差異決定刑罰的輕重。換言之，用古典客觀主義的一般預防和報應的觀念來對待一切犯罪雖然必能實現預防的目的，但是從古典觀念中尋求處罰貪污受賄犯罪的根據依然是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