濫用職權罪的罪過形式是什么

濫用職權罪；故意；過失；法定刑

一、問題意識

我國刑法397條第一款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規定”中，將刑法第397條的罪名確定為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兩個罪名。現在，學界對于玩忽職守罪的罪過形式為過失的結論基本達成一致，但是，對于濫用職權罪的罪過形式究竟是故意還是過失，抑或是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過失的并存形式，仍存在爭議。

現在處于通說地位的故意說認為，濫用職權罪的罪過形式是故意，不可能是過失。[1]但是，故意說存在諸多問題。一方面，故意說存在理論上缺陷，和我國刑法的規定相悖，和397條的法定刑設置不相協調，此外，故意說和依據體系解釋得出的結論存在沖突。另一方面，故意說并不符合我國司法實踐中一貫的做法，將國家工作人員故意濫用職權侵害他人生命法益、公共安全法益的行為認定為濫用職權罪，使得定罪失當，罪行不均，使得很多案件成為冤假錯案。

相反，過失說使得國家工作人員濫用職權但對重大損失結果存在過失的行為成立本罪，并處以397條的刑罰。這不僅和133、127條等類似過失罪保持一致，還和397條的法定刑較輕的現狀相協調，還可以將國家工作人員故意濫用職權侵害他人生命法益、公共安全法益的行為認定為故意殺人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進而做到罪行均衡。

可見，對濫用職權罪的罪過形式進入深入檢討，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基于以上問題意識，筆者下面展開本文的寫作和論述，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二、理論的紛爭及其問題厘清

(一)理論的分歧

對于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形式，學界一般來說有三種見解。

第一種見解是故意說，認為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形式是故意。但在其內部，基于對故意的理解不同，又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其中，行為故意說認為，“濫用職權是明知是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和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而濫用職權，或者明知是應當履行職責而不實施職務行為，這種濫用職權的行為顯然是故意實施的。至于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并非是濫用職權的結果，而是本罪的罪量。”[2]和行為故意說的理解不同，結果故意說認為，“明知自己的濫用職權行為會導致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結果，并且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有學者從行為人對法益侵害結果的容允的角度，認為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形式是”行為人明知自己的濫用職權行為會發生侵害國家機關公務的合法、公正、有效執行以及國民對此的信賴的結果，并且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

第二種見解是過失說，認為“從法律規定的具體內容來看，濫用職權罪的罪過形式只能是過失。”因為，盡管行為人濫用職權是故意的，但是對于重大損失后果的發生，畢竟是過失。在刑法把濫用職權罪規定為結果犯的情形下，如果行為人對結果沒有故意，就不能將濫用職權罪解釋為故意犯，既然行為人對結果是過失的，那么認為濫用職權罪是過失犯罪并無不妥。

第三種見解是復合罪過形式說，認為“本罪既可以由過失構成，也可以由間接故意構成，但不能是直接故意。”復合罪過形式說之所以得出前述結論，大致是認為，國外有不少國家將間接故意和輕信過失合并處理，該說有立法上的根據;從模糊認識論原理來看，間接故意和輕信過失的界限本來就不是涇渭分明的;間接故意和輕信過失的可譴責性相當，而且由于刑法對濫用職權等罪設置了多檔法定刑，將二者合并處理能夠實現罪刑相適應。再者，主客觀相統一是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濫用職權等犯罪往往以造成一定的損害后果為成立要件，而現實生活中行為人對該結果確實既可能是放任(間接故意)，也可能是輕信能夠避免(輕信過失)，但不可能是積極追求(直接故意)和疏忽大意的過失。

筆者認為，前述三種見解中，復合罪過形式說的缺陷較為明顯。從立法論的角度講，即便認為可以將間接故意和輕信過失合并為復合罪過形式，但在現行刑法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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