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涉嫌構成犯罪的情況下，最好還是聘請刑事律師來提供辯護為好，這樣才能爭取寬大處理。對于信用卡詐騙罪而言，如果在一審判決之后被告人不服提起了上訴的話，此時在二審過程中，辯護律師也是可以向法庭提交辯護詞的，那這個信用卡詐騙罪二審辯護詞是怎么寫的呢?律霸小編整理了相關資料，馬上為你做詳細解答。

信用卡詐騙罪二審辯護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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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山東XX律師事務所接受上訴人艾某某的委托，指派我擔任艾某某涉嫌信用卡詐騙罪上訴案的二審辯護人，根據本案事實、證據和法律規定及二審庭審，向法庭提出以下辯護意見，請合議庭審查、采納。辯護人認為，上海市某某區人民法院判處原審被告人艾某某構成信用卡詐騙罪的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應法律錯誤，該案主要犯罪行為人系孫某某，并非上訴人，原審判決違反了罪責自負原則，在事實及證據認定上就是一個錯案。

另外，本案原審法院認定原審被告人艾某某構成信用卡詐騙罪的主要事實不清、主要證據嚴重不足，且透支數額依靠發卡行單方制作的催收單及原審被告人之間的口供推定來認定，且口供與證據之間存在矛盾，不能相互印證一致，根本形不成完整的排除合理化懷疑的證據鏈，屬于證據嚴重不足。

辯護人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審判決，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依法改判上訴人無罪。

一、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民生銀行三家銀行信用卡的透支實際主要系孫某某所為，并非上訴人所為。原審庭審中孫某某主動出庭向法庭供述了其透支三家銀行信用卡的主要經過，并于2013年1月27日向原審法庭提交了一份書證《上海某某期貨經紀有限公司客戶交易結算報告》;且系孫某某本人不想讓錯誤延續下去，自己要求出庭作證的，并主動承認系自己透支上述三家銀行信用卡中心的款項用作外匯保證金交易，且案發前并未告知上訴人，對上訴人隱瞞了其炒外匯的事情，也就是說上訴人在案發前對此根本不知情，并未參與犯罪行為;根據我國《刑法》規定的罪行自負原則，犯罪的主體只能是實施了犯罪行為的人，對于沒有實施犯罪行為的人不能對其定罪;刑罰的對象只能是犯罪者本人，對于僅與犯罪者有親屬、朋友等關系而沒有參與犯罪的人，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而原審法院故意回避了孫某某這一關鍵證人證言及其相關證據，導致了原審判決錯誤的認定上訴人構成信用卡詐騙罪。

二、本案發卡行提供其單方制作的證據均無法證實透支金額系上訴人所為，上訴人并未存在惡意透支行為，相關證據均未有上訴人的原始簽名，上訴人對該證據在原審庭審中不認可，案發前并不知情。根據2009年“兩高”《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6條第1款規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三個月仍不歸還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惡意透支’。

辯護人依據此規定并結合本案具體案情及相關證據、原審判決、二審庭審，提出如下具體辯護意見：

1、上訴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實際上上訴人并不知情;構成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首先在主觀方面上要求行為人必須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上訴人在主觀上根本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原審法院對此認定是錯誤的;《解釋》第二款規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一)明知沒有還款能力而大量透支，無法歸還的;

(二)肆意揮霍透支的資金，無法歸還的;

(三)透支后逃匿、改變聯系方式，逃避銀行催收的;

(四)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還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歸還的行為。”

就本案而言，其一、上訴人系某某(上海)有限公司，一直在單位正常上班，有穩定的工作，收入月薪約兩萬元，年薪超過二十萬，相對本案涉及的金額而言，具備完全的還款能力，而原審法院認定的三家銀行信用卡金額僅計三萬余元，上訴人并非屬于上述規定的六種情形之一;其二、三家銀行信用卡透支的行為人系孫某某所為，孫某某背著上訴人透支其信用卡的美元賬戶做外匯保證金業務，因為其根本不懂金融業務常識導致投入資金全部虧損，并非上訴人所為，對此孫某某在原審庭審中已向法庭陳述清楚了，上訴人案發前對此發生的一切毫不知情。其三、上訴人因患有抑郁癥病史，且處于潛伏期，孫某某因炒做外匯保證金業務發生巨虧擔心其病發一直未敢告知上訴人，同時孫某某即使收到上述部分銀行的對賬單及催收單也對上訴人作了隱瞞，上訴人根本沒有見過收到過三家銀行信用卡中心的書面對賬單及催款單，換句話說，上訴人并未實施三家銀行信用卡中心的透支行為且對孫某某透支信用卡具體金額亦是不知情的，主觀上根本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原審判決認定缺乏證據證明發卡行向上訴人兩次有效的催收;本案中關于三家發卡行單方提供的對賬單及催收通知單，上訴人從未見過收到過，對此并未知情。就本案而言，

(1)根據孫某某在原審庭審陳述，上訴人在外企工作，平時比較忙，總出差，身體也不好，有某某癥，孫某某怕刺激他導致其病發，既未告知其私自透支信用卡美元炒外匯全賠的事情，也未將對賬單及催款函的事情及時告知上訴人，而上訴人在庭審中也否認從未收到過書面的催收單及對賬單。

(2)對于催收的形式，辯護人認為應當以書面形式為主，因為書面形式能夠清楚的記載具體的金額及消費情況;只有在書面催收函無法送達持卡人的情況下，才可以采用電話催收或者短信催收等方式，且發卡行應當有證據證明，電話催收或者短信催收確實及于上訴人，且能夠提供與上訴人的電話催收錄音詳細內容、電信部門的短信記錄等，否則，不應當認可這種催收的效力。

(3)原審中三家發卡行單方的催收記錄及催收信函等并未有上訴人的簽名，均無法獨立證實上訴人實際已收悉銀行催收，且提供的催收記錄信函均系外包公司提供的，非發卡行本人制作，其證據的真實性及透支金額正確性均有待于考證，一審判決認定透支金額與報價金額有一定的差額，這也說明發卡行也存在故意夸大金額的嫌疑。

原審被告人在原審庭審中均提出異議，稱從未收到催收信函，對于發卡行向上訴人寄送的書面催收函，實際上因存在上訴人長期外派工作，同住人員簽收信件后可能存在并未轉交給上訴人等情況，因此，僅憑發卡行提供的催收信函存根及掛號信記錄仍無法證實持卡人確已收悉，按照有利于原審被告人的原則故不能認可該催收的法律效力。發銀行必須證明催收已經及于上訴，否則就會錯誤的追究持卡人的刑事責任，導致案件錯判。在原審判決中應當由發卡行證明其催收已經及于持卡人本人，否則不能認定其催收的效力。這種證明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由上訴人在催收函回執上簽字認可。上訴人確實沒有收到銀行的對賬單及催收函，催收不發生效力，實際上對透支銀行的金額并不知情，本案中原審判決認定缺乏發卡行提供有效的催收證據證明。

從《解釋》第6條第1款規定的字面含義看，《解釋》在“非法占有為目的”和“催收不還”之間用了一個連接詞“并且”，表明《解釋》規定要求二者同時具備持卡人才構成惡意透支。如果持卡人僅僅是催收不還，但沒有非法占有目的，則不是惡意透支而是善意透支;如果持卡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銀行沒有對持卡人進行兩次有效催收，則因為不符合法定構成要件而不能認定為惡意透支。

不難看出“非法占有目的”和“催收不還”兩者的關系，“非法占有目的”和“催收不還”必須同時具備，才能認定持卡人構成惡意透支。從證據證明方面來說，公訴機關必須指控持卡人具有“催收不還”行為時還必須同時提供證據指控持卡人具有司法解釋規定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六種情形之一，對于“非法占有目的”和“催收不還”的關系，可以從以下二個層次理解和把握：1.如果有證據證明持卡人有《解釋》第6條規定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六種情形之一，不能直接認定持卡人構成惡意透支，必須同時具備“催收不還”的要件才能認定持卡人構成惡意透支。因為“催收不還”是惡意透支的法定構成要件之一，不能缺少;2.如果沒有證據證明持卡人有《解釋》第6條規定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六種情形之一，但有證據證明持卡人經過銀行二次催收，經過3個月沒有歸還，且數額到達司法解釋規定的標準，但持卡人有證據證明其沒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認定為惡意透支。

從證明的角度而言，《解釋》之所以要求構成惡意透支必須同時具備“非法占有目的”和“催收不還”兩個條件，并不是從正面要求公訴機關在證明持卡人具有“催收不還”行為時，還要證明持卡人有司法解釋規定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六種情形之一，而是從反面給持卡人一個辯解的機會，以行為人沒有非法占有目的來推翻追訴機關的推定，從而在實體上使惡意透支的推定更加準確可靠，防止錯案的發生。若公訴機關能夠提供證據證明持卡人具有《解釋》規定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六種情形，則對于通過“催收不還”證明其惡意透支的推定具有補強作用，更能增加說服力，公訴機關并沒有提供證據證明持卡人具有司法解釋規定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六種情形，而是僅僅提供證據證明持卡人符合“催收不還”的要件，如果持卡人沒有提出反證，就推定其惡意透支。

但是，如果在公訴機關僅僅提供證據證明持卡人具有“催收不還”行為，持卡人提供證據證明其沒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則其反證可以推翻公訴機關的推定，不能認定持卡人惡意透支。如本案中，上訴人被偵查機關接受訊問案發后知情其前妻孫某某利用上訴人的信用卡炒外匯因知識經驗缺乏導致全賠，嚴重虧本;此時上訴人主觀上并非不想立即還款，而是加之家庭近親屬突然重病需要治療，有借條和病歷卡為證，一時無力償還透支款;但是經多方籌資，仍在被公安機關訊問知情透支金額情形后3個月內就償還了三家發卡行的前妻所透支的全部金額。

在此案中，上訴人既不屬于《解釋》規定“催收不還”的要件，主觀上也沒有非法占有目的，其沒有及時歸還透支款是由于其案發前不知情及后來不能預料的意外原因造成的，故不能認定其惡意透支，上訴人對此在原審中提出相關證據材料加以證明，事實上，即使上訴人不替孫某某償還透支三家銀行信用卡的金額也依法不構成犯罪，因為透支行為并非上訴人透支所為。

3、中國民生銀行及中國銀行信用卡透支金額并未超過規定限額，未超過數額1萬元;原審判決認定并作出數額累加是錯誤的，適用法律不當，根據我國罪刑法定原則，犯罪及其刑罰都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具體內容就是刑法第3條的規定，即“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法。透支發卡行金額并未都達到了“兩高”《解釋》規定“數額較大”的認定標準，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惡意透支中國民生銀行、中國銀行的金額均為為九千余元，均未超過一萬元，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以下簡稱解釋(二))第五十四條信用卡詐騙案(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追訴，“(二)惡意透支，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的。本條規定的“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三個月仍不歸還的。根據上述《解釋》(二)的規定，惡意透支信用卡的信用卡詐騙罪的客觀方面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一萬元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三個月仍不歸還的行為。本案中即使是上訴人前妻實行的透支上訴人的中國民生銀行及中國銀行的信用卡;因原審認定上訴人在中國民生銀行及中國銀行信用卡透支的數額均不超過1萬元，亦均達不到《解釋》(二)規定的入罪數額，不能累加計算;律師具體辯護理由是：

(1)是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即法無明文規定，我國刑法規定的“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行催收后不歸還的行為，這里可以明確是一張卡，并非是多張信用卡的累計，在以非法所得數額為犯罪的規定中，凡是要累加的，我國刑法都有明確規定，而本案涉嫌的是惡意透支信用卡的信用卡詐騙罪，不屬于普通類型的詐騙罪，法律沒有規定要累加計算，從其規定中來看，目前也不能得出有累加的意思，如累計的話會導致打擊面過大，違背信用卡的本質功能，根據我國刑法定罪原則及信用卡詐騙罪立法目的以及刑法謙抑性原則，不應該作為犯信用卡詐騙罪的數額;

(2)從信用卡詐騙罪立法目的以及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來看，其無非就是為了給持卡人交易帶來方便，鼓勵消費和活躍商品經濟市場，根據目的實踐操作，辦理一張信用卡之前，辦卡銀行需要審核申請人相關證明，并和申請人簽訂相關合同，即取得信用卡的前提是和銀行有合同在先，信用卡交易還允許持卡人有一定數額和一定期限的透支，甚至超過一定數額和一定期限的透支只要發卡銀行催收后歸還了都是可以的，都不認為是違法和違約行為，只有在催后不歸還才認為是違約行為，在違約行為中，由于違約行為達到一定程度會嚴重影響經濟發展，給社會發盡帶來了沉重的負面影響，因此對這種惡意透支違約行為一定程度規定為犯罪，把惡意透支達到一定程度列入我國《刑法》中，并且《解釋(二)》第54條第二款規定了惡意透支數額超過一萬元經過兩次催收后三個月仍然不歸還構成犯罪，運用刑法手段加以制裁，說到底，本罪是對嚴重違約行為的刑事制裁，以保障國家的金融秩序和社會經濟秩序，若允許將兩次單獨計算不構成犯罪的違約行為相加升格為犯罪，作為信用卡詐騙金額計算，是錯誤的，同時也違背了刑罰的謙抑性原則，所謂謙抑性是指我國刑法作為懲罰犯罪的手段，是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線，要求刑罰不能過于廣泛的介入社會，不能一有違法行為就馬上動用刑法對其進行處罰，必須有所抑制，而兩次違法行為疊加說達到犯罪較大數額，構成犯罪，顯然就是刑罰過于廣泛介入民事生活中。

總之，雖然使用的上述兩家銀行的信用卡透支，即使主觀上有一定惡意，但是均未達到最高檢、公安部規定的數額l萬元的立案標準，說到底也還只是在兩家銀行使用信用卡的違約行為，將兩起違約行為累加為犯罪金額既沒有法律依據，也不符合設立信用卡詐騙罪的立法目的及刑罰的謙抑性法律原則，畢竟信用卡詐騙罪與普通詐騙罪在犯罪構成要件是完全不同的，不應該計算在本案的犯信用卡詐騙罪數額之內。對于一人惡意透支多張信用卡的情況，我國《刑法》沒有規定信用卡詐騙的多次犯問題，對此要區分情況進行處理。如果行為人對持有的多張信用卡惡意透支的數額，均未達到追訴標準，應當屬于實施了多次詐騙的違法行為，而不是多次犯罪。

因此，對多張信用卡惡意透支均未達到定罪數額的情況，依法不能累計其數額追究刑事責任。對于行為人惡意透支多張信用卡且有兩張以上達到追訴的數額標準的，應當屬于我國刑法規定的連續犯，應累計數額進行刑事處罰。對于多張信用卡透支金額能否累計計算的問題。辯護人認為，首先根據持卡人同時持有多張信用卡的行為就推定其“主觀上非法占有目的更加明顯”過于主觀臆斷，既然銀行經過核準程序向持卡人發放信用卡，說明持卡人的信用已經得到銀行的認可，不能人為地將申領信用—卡的數量與非法占有目的程度劃成正比。

其次，因為持卡人單張透支金額均未達到追訴標準，如進行累計計算則人為地突破了我國刑法及司法解釋對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的立案數額，就是變相地將追訴標準下降，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如此累計計算有違法之嫌。當然，不排除持卡人為逃避法律制裁而故意持多卡小額透支的情況，而本案中顯然并不屬于上述的故意規避法律規定持多卡小額透支的情形。

4、中國建設銀行的涉案金額已經上海市某某區法院作出民事判決，屬于民事糾紛，則不能再作為刑事立案及原審判決的依據，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惡意透支中國建設銀行13000余元缺乏法律依據，事實上該款項亦非上訴人透支所為;具體辯護理由有三：

(1)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惡意透支中國建設銀行13000余元并未扣除50000元違規的現金分期貸款產生的5000費用和3848.76元利息費用滯納金，因為我國刑法規定涉案金額僅僅是本金，而不包括利息費用滯納金的;

(2)中國建設銀行的報案書日期是2012年某某月某某日，而在此之前中國建設銀行已經把所有證據原件提交某某區法院作為民事糾紛的證據，何談又向公安機關的報案證據材料原件，本身證據方面就是矛盾的;根據中國建設銀行的報案書顯示，當日仍然有250美元的還款，上訴人已經還款的情況下仍然接受公安機關的刑事報案，顯然不合法律程序，也違反我國的法律規定的，不合情理;

(3)當時上訴人的建設銀行卡并非自己辦理，也想不到會觸犯法律，并不知曉透支信用卡會有這么多的利息，銀行也沒用告知相關的法律風險，尤其是刑事風險;

(4)而在中國建設銀行透支的金額僅僅一萬余元，上訴人具有完全的還款能力，透支銀行款項實際上并非上訴人所為，而是孫某某，上訴人一直在單位正常上班，有穩定的收入，甚至就連某某區人民法院的民事立案及民事判決都毫不知情;通過以上所述，上訴人確有證據證明其不歸還的原因不是主觀上不想歸還，而是由于其并不知情等客觀因素導致不能返還，則因其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

(5)上訴人在公安機關立案知情后，便及時籌錢替前妻孫某某還清所欠上述發卡行的全部本金，通過這也能看出上訴人在主觀方面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就是在此案審理期間發卡行一直認為屬于民事案件，該案不屬于刑事案件，不應該計算涉嫌信用卡詐騙罪的犯罪金額內，否則就違反了我國規定的“先刑后民”的原則。

(6)中國建設銀行此前已通過某某區人民法院作為民事案件審理，同時已經把證據原件提交法庭，又有什么證據原件向公安機關報案，本身證據方面就是矛盾的;

(7)上海市某某區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時候，審查過程中一直不認為屬于刑事案件，而在作出民事判決的同時，上海市某某區法院卻又作為刑事案件審理并作出對上訴人兩份內容完全不同的判決，辯護人認為在同一個法院對同一個事實依據同樣的證據作出了兩份內容完全不同的判決是錯誤的，系違反我國法律規定。

三、上訴人在案件偵查階段因為害怕就稀里糊涂的償還了三家發卡行信用卡中心35370.元;而在原審法院僅僅認定涉案數額為31000元;兩者差距四千余元，原審法院超出四千余元的問題卻未對此作出說明。

四、在偵查機關對上訴人《訊問筆錄》所述的投資股票，而炒股票一般需要使用人民幣，而并非美元，與客觀事實不符，另外，做外匯交易并非上訴人所為，而系上訴人前妻孫某某所為;此外偵查機關制作的上訴人的三份《訊問筆錄》系非法證據，辯護人已經單獨提交的《律師意見書》，在此不再詳細說明。

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上訴人并未實行犯罪行為，透支銀行信用卡中心金額的行為人系孫某某，上訴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亦不符合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且多處證據存在疑點，證據相互矛盾，根本無法排除合理懷疑，根據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央政法委《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的相關規定，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審判決并在查清事實基礎上堅持證據裁判原則改判上訴人無罪，以維護法律尊嚴和社會公正，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此致

上海市某某中級人民法院

山東XX律師事務所XX

2013年11月 日

刑事案件的二審自然不可能在基層人民法院進行了，而原則上是在一審法院的上級法院進行，但實踐中也有可能出現指定管轄等情況，交由其他的法院進行審理。以上就是律霸小編為大家帶來的信用卡詐騙罪二審辯護詞的內容，要是你需要聘請刑事律師的話，可以通過我們律霸網站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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