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11日，李某的丈夫姚某因腰部疼痛，入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簡稱二醫院）住院治療。二醫院于2月14日、7月2日、9月23日三次對姚某行腰椎間盤髓核摘除術，因醫療事故，術后姚某馬尾及右肢神經病變，目前仍遺留有右足全肌癱、輕度排尿障礙、性功能障礙，經司法鑒定為6、7、8級傷殘。2004年12月1日，姚某與二醫院達成賠償協議，二醫院賠償姚某15萬元。2005年5月31日，李某以二醫院醫療過錯導致姚某性功能喪失，侵害配偶性權利，訴請法院判決二醫院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7.2萬元。二醫院辯稱，盡管其在治療姚某時存在過錯，但并沒有對李某實施任何侵害，李某不是醫療事故的直接受害人，不能以其健康權受侵害為由主張精神撫慰賠償，況且，李某未舉證證明其遭受損害的程度，賠償數額也不能計算，故請求法院駁回李某的訴訟請求。

［審判］

四川省成都市錦江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法律賦予公民生命健康權。生命健康權是不為他人所妨害而就自己健康享受利益之權利。李某為已婚婦女，與丈夫正常的性行為是其應有的權利，且該權利屬于生命健康權范疇。李某以此權利受侵害為由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應予受理。本案中，二醫院的醫療行為造成李某的丈夫姚某性功能障礙，侵害了姚某身體機能健康權；同時，姚某性功能障礙導致李某失去了婚內正常性行為的權利，造成李某生命健康權缺損。因此，二醫院的侵害行為不僅侵害了姚某的生命健康權，同時也侵害了李某的生命健康權；李某與姚某是基于不同內涵的生命健康權遭受侵害的受害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人身損害解釋”）第一條第一款關于“賠償權利人是指因侵權行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損害的受害人……”和第三款關于“賠償義務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權行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規定，李某以直接受害人的身份向賠償義務人二醫院提起訴訟，并無不當。關于李某遭受人身損害的嚴重程度，因性權利為抽象概念，其損害后果無具體量化標準，但性行為權能對已婚婦女的重要性無需證明，李某此項權能的受損，應屬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精神損害解釋”）第八條規定的“嚴重后果”。綜上，李某請求二醫院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應予支持。關于賠償金額，本院對賠償金額酌定為2萬元。依照我國民法通則第九十八條、“人身損害解釋”第一條、“精神損害解釋”第一條第一款第（一）項、第八條第二款、第九條第一款第（三）項之規定，判決被告支付給原告精神損害撫慰金2萬元。

判決后，被告二醫院提出上訴。成都中院終審判決維持原判。

［評析］

本案的訴爭焦點在于受害人的配偶是否為適格訴訟主體、能否提起精神損害賠償、這種賠償是基于直接性的賠償還是間接性的賠償。本案明確了人身損害導致性功能喪失的，其配偶有權直接提起訴訟，就健康權受到的損害要求精神損害賠償。

一、配偶是否適格主體

健康權是以身體內部機能和外部的完全性為內容的權利。健康是指人體各器官發育良好、功能正常、體質健壯、精力充沛并且有良好的勞動效能的狀態。我國民法通則第九十八條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健康權來自天然，與自然人個體密切關聯。作為健康權的組成部分，性權利也來自天然。性是每個自然人的基本生理屬性，性行為則是人的基本生活要素，既是人類生育的本能，又是生理與心理的要求。正常的、健康的性功能可以保證和滿足人們對性的生理與心理的欲望。由于人的性別自然屬性和婚姻關系之社會屬性，夫妻之間的性利益總是表現為一個整體，彼此以對方身體健康為實現性利益的前提條件。性利益的取得必須具備兩個要素：一是性機能的正常運作，二是性功能的完善發揮。這也是健康的兩個要素。在性利益上，配偶之間共同擁有一個健康權。侵害一方的性利益，必然侵害其配偶的性利益。本案二醫院的侵權行為雖然沒有損害李某作為其配偶的性機能的正常運作，但使其發揮受到限制，損害了配偶之間的性利益。正是二醫院的過錯行為造成了李某與姚某共同擁有的、包含性利益在內的健康權受到了損害。按照“人身損害解釋”對賠償權利人的定義，“賠償權利人是指因侵權行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損害的受害人”，李某以侵權行為的直接受害人的身份向賠償義務人二醫院提起訴訟，是適格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