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對證據的有哪些要求

證據是刑事訴訟的基石。有關證據的規定，1979年《刑事訴訟法》僅規定7條，1996年《刑事訴訟法》規定8條，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訴法)則規定16條，刑訴法司法解釋規定52條，比1998年司法解釋增加41條。此次刑訴法修正在證據上是重大變革，可以稱得上是一次證據革命，其發展變革特點不僅體現在條款的大幅增加，更重要的是對證據要求愈加嚴格、愈加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刑事證據制度在理論部分已逐步形成，有待于公安、司法機關具體落實，在司法實踐中加以完善。

一、關于證據法三大基本原則的確立。

(一)證據裁判原則。是當今世界刑事訴訟奉行的基本原則，要求將證據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進而作為定罪量刑的根據。刑訴法將原規定：“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修改為：“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這不僅是文字表述的變化，更是一種觀念的變革，在證據概念上已經由“事實說”改為“材料說”。

案例一：嚴某、趙某盜竊案。嚴某系出租車司機，趙某系某潤滑油廠職工。2012年5月，某區工商局在例行檢查中，在個體戶何某的汽車修理店里發現大量無商標潤滑油，遂向區公安分局舉報，區公安分局將何某抓獲，經何某交代，該油系向嚴某低價收購。區公安分局遂將嚴某、趙某抓獲。公安分局認定潤滑油系趙某在上班時間盜出，交由嚴某向何某銷售。主要證據有：何某修理店查獲的600余桶潤滑油;何某及店員指認潤滑油是由嚴某銷售的;潤滑油廠確認查獲的潤滑油系由該廠所生產的證明;嚴某、趙某供述曾經偷拿過廠里的潤滑油，并銷售給了何某，但是只偷拿十幾桶價值幾百元的潤滑油，何某店里被查獲的多達600余桶潤滑油與自己無關。區公安分局沒有查清趙某是用何種方法將數百桶潤滑油從廠里偷拿出來的及潤滑油具體數量。該案由區檢察院向區法院起訴后，多數人認為，雖然從證據上不能準確認定趙某盜竊潤滑油的具體方法及從廠里將油運出的方式、潤滑油數量，但是，證據可以顯示趙某盜竊潤滑油，并交由嚴某銷售給何某的事實存在，最終嚴某、趙某以盜竊罪被判處刑罰。該案二被告人嚴某、趙某獲刑很大程度上基于辦案人員長期形成的證據即是事實的觀念，否定法庭審判過程的獨立價值，將刑事訴訟的起點視為案件的結局。刑訴法確立證據裁判原則將“事實說”改為“材料說”凸顯在刑事訴訟中對各種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和認定的必要性。證據只是“材料”而不必然是“事實”，法律也不再對證據提出可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過高要求，將證據與定案根據明確區分開來。

(二)程序法定原則。刑訴法解釋第六十二條規定：“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審查、核實、認定證據。”這是程序法定的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在證據部分的具體化。刑訴法解釋對每一證據種類都較詳細的規定審查與認定標準，還規定排除規則即何種情形下，不得作為定案的依據，何種情形下不補充或合理解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辦案人員對證據按標準審查、核定，按規則予以排除。公安、司法機關證據認定標準統一，證據排除規則一致。

(三)法庭質證原則。刑訴法解釋第六十三條規定：“證據未經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不得作為認定的根據，但法律和本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本條確立了法庭質證原則，要求證據必須經過正式的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實踐中在極個別案件里存在審判人員將未經法庭質證的證據作為定案依據現象，嚴重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

二、關于證明標準的完善。

我國刑事立法規定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提起公訟、作出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都要求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是實踐中對該標準認識不一。刑訴法第五十三條第二款規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罪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結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這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次對“證據確實、充分”做出解釋性規定。

案例二：甲某涉嫌販賣毒品，公安機關有行為人買進毒品的證據，但沒有排除行為人本人吸食、提供給他人吸食毒品等可能性，不能確定行為人就是為賣而買，未做到排除合理懷疑。對此，應當從與行為人有聯系的吸食、注射毒品人員入手，繼續收集證據，從而排除行為人買進毒品是為了本人吸食、提供給他人吸食等合理懷疑。

案例三：一起受賄案。一個包工頭去給企業掌握工程發包的廠長送錢，送錢時共去了三個人，包工頭、司機和會計。當包工頭和會計拿著5萬元走到廠長住的樓下時，因包工頭怕兩個人去送錢廠長可能不要，就讓會計在樓下等，自己上了樓。包工頭進屋和廠長交談給了錢，下樓后，對會計說給完錢了，就上車走了。案發以后，發包單位的廠長不承認收了5萬元錢。控方提出下列證據：第一，有司機、會計作證，這是間接證據;第二，事后工程也發包這個包工頭;第三，從廠長家搜出5萬元錢的存折。辯護人認為，包工頭上樓時把錢裝到自己口袋里，根本沒給廠長。辦案法官認為，雖然辯護人提出懷疑，但這種懷疑并不合理：第一，包工頭求廠長發包工程，能把錢裝進自己腰包嗎?按常理來看，肯定要給廠長，畢竟是求人辦事;第二，事后確實把工程發包給了包工頭;第三、廠長家在那段時間存了5萬元錢。筆者認為，這種情況下認定廠長受賄應比較確定。證據結論的唯一性、排他性應正確理解，要有合理范圍，不能盲目懷疑。

案例四：云南杜培武故意殺人案。被告人雖然做過有罪供述，但其后一直予以否認，并以其出庭時身上穿的血衣及要求調取住所檢察人員當時拍攝的受刑照片，證明其曾經的認罪口供是在偵查人員刑訊逼供下所為。不僅如此，被告人及辯護人還指出，偵查機關從現場以及被告人身上提取并作出的試圖證明被告人到過犯罪現場并槍殺兩名被害人的微量元素鑒定結論和涉及殘留物鑒定結論，在提取物的來源上和鑒定結論的科學性上都存在明顯問題。所有這些都是有根據的“合理懷疑”，但在控方的指控和法院的判決中并沒有被認可，更沒有被排除，以致釀成重大冤案。

案例五：甘肅樊兆炎故意殺人案。樊兆炎離婚后獨自帶兒子生活，兩年后樊兆炎認識了同樣因感情問題而離婚的劉某，組成了新家庭。可是，因為婚姻重組，樊兆炎與兒子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痛苦和絕望中，樊兆炎在辦公室電腦上寫下遺書后，于2010年2月19日帶著兒子從金昌來到蘭州。當晚7時40分左右，樊兆炎在通過談心試圖化解家庭矛盾無果后，便在蘭州市安寧黃河大橋上將自己的兒子推進了黃河，隨后自己投河自盡未遂。2010年2月21日，樊兆炎到金昌市公安局自首，稱自己將兒子從安寧黃河大橋推進了黃河，自己被沖到河岸獲救。同年12月30日，該市中級法院一審后認定，被告人樊兆炎再婚后不能正確處理其子與繼母等人的家庭矛盾，殺害親生兒子。雖然尚未查找孩子尸體，但案發時天氣寒冷，年幼且無游泳技能的孩子被拋入黃河中心地段，據此可以判定已無生還可能。鑒于樊兆炎具有自首情節，認罪、悔罪態度較好，法院依法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本案樊兆炎將兒子推進黃河情節僅有樊兆炎自己的口供而沒有其他證據，未能排除合理懷疑。樊兆炎供述將兒子推入黃河的情節，還應當有其他證據相互印證，比如有現場目擊證人看到案發時有人將一個孩子推下橋，或者大橋上裝有監控攝像頭拍下案發全過程，即使沒有找到被害人的尸體，法院對被告人定罪才能成立。

從上述案例得出結論，對于證明標準，既可以在客觀方面設定(如“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也可以在主觀方面設定(如“內心確信”、“排除合理懷疑”)，刑訴法將“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認定“證據確實、充分”的條件，顯然是用主觀標準在解釋客觀標準，力求從主、客觀相統一的角度來解釋證明標準，辦案人員要能從正面證實的角度做到內心確信，又要能從反面證偽的角度做到排除合理懷疑得出唯一結論，否則就不能作出有罪認定的裁判。強調證明標準包含主觀性的標準，反映出證據制度的核心就在于確保辦案人員形成準確內心確信，也符合自由心證制度要求。

三、關于物證、書證的排除規則。

(一)在勘驗、檢查、偵查過程中提取、扣押的物證、書證，未附筆錄或者清單，不能證明來源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實踐中沒有筆錄或清單，不能證明物證、書證來源，無法確保證據的真實性，無法排除偽造證據的可能，此類證據應當絕對排除，不得作為定案依據。

(二)物證、書證的收集過程、方式有瑕疵，經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可以采用：1、勘驗、檢查、偵查、提取筆錄或者扣押清單上沒有偵查人員、物品提取見證人簽名，或者對物品的名稱、特征、數量、質量等注明不詳的。2、物證的照片、錄像、復制品、書證的副本、復制件未注明與原件核對無異，無復制時間，或者無被收集人簽名蓋章的。3、物證的照片、錄像、復制品、書證的副本、復制件沒有制作人關于制作過程和原物、原件存放地點的說明，或者說明中無簽名的。

案例六：付某在客運汽車上以調包方式竊取旅客的筆記本電腦等貴重財物。歸案后，付某拒不交代，公安機關在其用于調包的廢舊雜志上，提取一枚指紋，經鑒定與付某指紋同一，因此認定付某犯罪事實。檢察機關在審查案件時發現，該枚指紋沒有提取手續或記錄說明，不能證明該枚指紋系付某歸案后公安機關通過合法程序提取，甚至亦不能排除付某被抓獲后才能觸摸廢舊雜志的可能，偵查人員不能對該情況進行補正或合理解釋，該證據不能作為認定盜竊的根據。

四、關于證人證言的排除規則、采信規則。

(一)刑訴法解釋第七十六條、第七十七條就違反法定取證程序的證人證言規定了三種絕對排除情形，即：1、詢問證人沒有個別進行的。2、書面證言沒有經證人核對確認的。3、詢問聾、啞人應當提供通曉聾啞手勢的人員而未提供的，或者詢問不通曉當地通用語言、文字的證人，應當提供翻譯而未提供的，符合上述情形的證人證言，一律不采信。與此同時，還規定四種相對排除情形，證人證言在收集程序、方式有瑕疵，不能補正或合理解釋的，不予采信，即：1、詢問筆錄沒有填寫詢問人、記錄人、法定代理人姓名及詢問的起止時間、地點的。2、詢問地點不符合規定的。3、詢問筆錄沒有記錄告知證人有關作證的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的。4、詢問筆錄反映在同一時段，同一人員詢問不同證人的。

(二)刑訴法解釋第七十八條規定證人證言采信規則：即1、當庭證言的采信規則：證人當庭做出的證言，經控辯雙方質證，法庭查證屬實的，應當作為定案依據。2、證人當庭改變證言的采信規則：證人當庭作出的證言與其庭前證言矛盾，證人能夠做出合理解釋，并有相關證據印證的，應當采信其庭審證言;不能做出合理解釋，而其庭前證言有相關證據印證，可以采信其庭前證言。3、未出庭證人證言的采信規則：庭前證言無法與在案其他證據印證，書面證言之間或同其他證據產生矛盾，且矛盾無法排除的，則不采信。反之，仍可作為認定案件依據。雖然刑訴法鼓勵證人出庭作證，并設立了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但是司法實踐中要求所有的證人出庭作證，不現實。因此，刑訴法解釋第七十八條第三款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法庭對其證言的真實性無法確認的，該證人證言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可見證人拒絕出庭并不當然排除其庭前證言。

五、關于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辯解的排除規則、采信規則。

(一)關于訊問筆錄經犯罪嫌疑人核對確認問題。一般情形下犯罪嫌疑人可以配合對訊問筆錄核對確認。實踐中有兩種情形：1、犯罪嫌疑人屬于文盲，不能書寫自己的名字，則可以按手印。2、犯罪嫌疑人拒絕簽名確認，根據法律規定，可由見證人或錄音錄像證明，不影響訊問筆錄法律效力。

(二)關于同步錄音錄像問題。刑訴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錄像，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錄音或錄像。錄音或者錄像應當全程進行，保持完整性。”該規定對規范偵查行為，杜絕刑訊逼供、誘供有重要意義。同步錄音錄像對偵查人員既是一種要求，更是一種保護。實踐中被告人在法庭上以刑訊逼供、誘供為由翻供，提出非法證據排除已屢見不鮮。

案例七：江蘇省常州市高新區法院在審理被告人錢某一案中，關于“偵查人員是否用警棍打擊被告人膝蓋和有無傷痕。”偵查人員出庭作證說，案發后曾帶錢某回家搜查，并允許其在家中脫下秋衣換上冬衣，當時錢某家人均在現場，未看見膝傷。公訴人播放當日同步錄音錄像，并將畫面定格在其完好無損的兩膝上。最后，法庭采納了偵查人員的證言。

該案例的出現，提示辦案人員對同步錄音錄像要高度重視，將法律規定的“可以”在辦案中理解為“應當”，不能圖省事。錄音錄像要盡量涵蓋偵查活動的各環節，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控制到詢問這一時間段的偵查行為，同時要求在錄制時要全面、細致。

(三)被告人庭審翻供的證據采信規則：被告人庭審翻供，但不能合理說明翻供原因或者辯解與全案證據矛盾，其庭前供述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可以采信庭前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反復，但庭審中供認，與其他證據互相印證的，可以采信庭審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反復，庭審中不供認，且無其他證據與庭前供述印證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

六、關于鑒定意見、檢驗報告存在的問題與對策。

鑒定意見在認定案件事實中常作為最關鍵的定案依據，法國學者弗洛里奧說：“鑒定錯了，裁判就會發生錯誤，這是肯定無疑的”，鑒定意見的這種作用不夸張、不過分。有學者對20起震驚全國的刑事錯案分析發現：20起錯案中，有15起需要鑒定，其中7起本來能夠也應當作DNA鑒定，但由于種種原因辦案人員沒有作DNA鑒定，在7起案件中，有4起案件只進行血型鑒定，并主要以血型相同認定被告人有罪，有2起只進行辨認，并根據辨認結果認定有罪，還有1起未作鑒定或辨認;另有3起本應進行足跡、指紋等物證鑒定，但都沒有鑒定;有7起雖然進行鑒定，但在鑒定程序、鑒定意見的審查等方面出現問題，導致案件被錯判。

案例八：佘祥林故意殺人案。佘祥林之妻張在玉失蹤多日后，偵查機關在村口水塘里發現一具高度腐敗的女尸，經過辨認，該女尸被認定為張在玉，據此認定佘祥林殺害張在玉，并最終對其判處有期徒刑15年。在佘祥林服刑11年后，張在玉突然回到村里，此案經法定程序冤案昭雪。在原案中，偵查機關認定佘祥林殺害張在玉的理由是：佘祥林與張在玉系夫妻，佘祥林與同村其他女子有染，具有殺害妻子的動機。偵查機關認定被害人系張在玉的證據有：1、經過辨認，張在玉的母親一口認定死者為張在玉，并在未見到死者身體前說出其女兒身上的一些特征，如因剖腹產留下的刀疤等，恰與尸檢情況一致。2、發現尸體當天下午，京山縣公安局法醫會同縣檢察院法醫出具一份《法醫鑒定書》，結論是：張在玉系被他人用鈍器打擊頭部至昏迷后拋入水中溺水死亡。可見，此時偵查機關已把被害人確定了，所以進行了家屬辨認和法醫鑒定，但冤案結果表明這些證據都不能成立。再如趙作海故意殺人案，與佘祥林幾乎如出一轍。1999年5月8日，村里挖井時發現一具高度腐爛的無頭、膝關節以下缺失的無名尸體。因趙作海與鄰居趙振晌有個人恩怨，在兩人發生一次毆斗后趙振晌失蹤。發現無名尸體后，趙作海變成殺害趙振晌的犯罪嫌疑人，并最終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入獄11年后，失蹤的趙振晌回到村中，趙作海案得以平反。該案發生的關鍵也在對殘損尸體身份錯誤認定上。

案例九：石東玉殺人案。1989年4月5日深夜，黑龍江省伊春市友誼林場職工關傳生被人殺害。偵查人員在嫌疑人石東玉家中提取到一套帶血的軍衣，作為該案的主要物證。法醫檢驗后確認，衣服上有O型血和A型血，而關傳生血型為A型。石東玉曾說明其衣服上的血跡是其弟弟和父親的，但是偵查人員認定衣服上血跡是被害人的，并且獲得石東玉的有罪供述。1991年4月5日，伊春市中級法院判處石東玉死刑，5月13日，黑龍江省高級法院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12月2日，伊春市中院改判石東玉死緩，1992年1月7日，黑龍江省高院核準。1994年4月，因有人說該案另有真兇，政法機關遂進行復查，并派人攜帶血衣等物證到北京進行DNA鑒定。北京市公安局法醫鑒定中心僅通過血型鑒定就發現了問題：軍衣上的血衣有AMN和OMN兩種，石東玉父親的血型是AMN，石東玉弟弟的血型是OMN，而被害人關傳生的血型是AB型。這證明當年法醫的被害人血型鑒定結論錯誤，該血衣上根本沒有被害人的血。1995年4月12日，伊春市中院再審宣告石東玉無罪，4月22日石東玉被無罪釋放。

上述案件提示辦案人員：1、對于鑒定意見要持正確態度，既要相信科學，尊重鑒定人的專業知識，亦不可盲目輕信，過分依賴鑒定意見，此次刑訴法修正將“鑒定結論”修正為“鑒定意見”，就是認為鑒定人不是“科學法官”，鑒定結論不是“科學判決”，鑒定意見只是證據的一種，并不具有預定案的證明力。2、加強對鑒定機構、鑒定人法定資質的審查。3、注重對鑒定檢材可靠性審查。4、對鑒定意見的形式審查，包括鑒定人數量、鑒定程序、鑒定意見是否明確等。5、對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需要鑒定時，在沒有法定司法鑒定機構情況下，可以指派或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檢驗，形成檢驗報告，對檢驗報告更須嚴格審查。6、鑒定人應有出庭作證的準備，對于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七、關于到案經過、抓獲經過等說明材料的審查判斷。

實踐中每一本刑事案卷中都有說明材料，其中以偵查機關出具的到案經過或者抓獲經過最為常見，由于難以歸入刑訴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證據種類，應不屬于證據。但其中大部分內容對于準確認定案件事實和確定程序性事項具有重要意義。例如有關犯罪嫌疑人到案經過的說明，描述其主動投案過程，如能如實供述罪行，則對于準確認定自首情節有意義。在某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抓獲地點可能是案件管轄的重要依據。一份好的情況說明對于印證案件證據的真實性，準確認定案件事實，增加法官的內心確信具有重要作用。反之一份不規范、語焉不詳的情況說明，會引來不必要的置疑和爭論。實踐中應從兩個方面對情況說明予以規范：

(一)形式上規范。偵查機關出具的到案經過等材料，應當由出具該說明材料的辦案人、辦案機關簽名、蓋章。以便于法官對說明材料進行審查、核實。

(二)內容上規范。目前有的說明材料過于簡單未能全面反映被告人有重大嫌疑、偵查破案的整個過程等情節，不利于準確認定事實。有的案件還存在不一致甚至矛盾的說明材料，給法院審查判斷帶來困難。實踐中偵查機關出具的說明材料內容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規范：1、說明材料所說明的問題應當屬于加蓋公章偵查機關職責范圍內，如果說明的問題超出了該偵查機關職責范圍，則可能引發爭議。2、有關說明材料應當相對詳細，較為全面地反映與案件事實有關的情節，特別是對認定被告人自首、立功等情節有直接關系的到案經過，應當具體詳細。3、依照刑訴法第二編第二章第八節規定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案件，一般均須附情況說明。例如毒品犯罪案件中有關人員隱匿身份實施偵查可能影響到被告人的刑罰裁量，需要偵查機關出具到案經過、抓獲經過等說明材料。根據刑訴法的相關規定，偵查機關不應以需要保密為由，而不出具相關說明。當然，如果相關說明材料需要保密的，可以單獨列卷，表明密級移送，而審判人員在審查上述說明材料時也應當予以保密。

綜上所述，刑訴法在證據上的新要求確實給公安、司法機關辦案帶來相當大壓力，面對新規定，要求我們必須加強理論學習，轉變辦案理念，領會、吃透法律的各項規定，將之運用到刑事案件的各個環節中，才能確保辦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能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歡迎大家向律霸網進行法律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