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量刑建議權的行使，有利于深化審判方式的改革，增強當庭辯論的抗辯性。我國96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中，對庭審方式進行了改革，強化了控辯雙方的對抗性，然而，在實踐中這種對抗只是圍繞事實和證據進行的，至于在涉及刑罰的運用上，一般只是原則地表明“從重”、“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很難體現雙方的對抗。而推行量刑建議的做法，可以讓雙方在具體量刑問題上進行抗辯，辯護方不僅可以就案件事實和證據發表異議和反駁意見，還可以針對檢察機關具體的量刑意見進行辯論，爭取對被告最有利的處罰，從而使辯護更具有針對性和防御性，也增強了庭審的對抗性。

其次，量刑建議權的行使，有利于制約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實現刑罰公正。雖然，對犯罪人的量刑權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但現代司法理念要求在刑事審判過程中不僅對被告人的定罪要公開，而且對被告人的量刑也應公開。然而，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卻僅強調了定罪方面的公開，而忽略了量刑的公開。這一點，在法院的判決書中就體現得很明顯。隨著司法改革的深入，我國法院判決書的說理性有很大的加強，特別是在被告人的定罪上，但在量刑方面，判決書仍缺乏說理。?讀?訛究其原因，除了一些法官認為量刑屬于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圍，量刑無需說理或不易說理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缺乏說理的外部動力。而若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出量刑建議及理由，那么，就可以促使法院判決在量刑方面加強分析論證，防止暗箱操作，增強判決的透明度。法官拒絕采納公訴人的量刑建議時，應該給予答復并充分說明理由，如果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沒有采納量刑建議，其判決與量刑建議出入過大而又沒有適當理由，人民檢察院就可以提出抗訴，行使審判監督權，維護司法公正。因此，推行量刑建議制度，可以增加量刑程序的公開性和透明性，有利于加強對審判權的監督和制約。

再次，量刑建議權的行使，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被告人在一審判決后上訴的很多，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規定了上訴不加刑原則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被告人對量刑缺乏正確認識，這一方面是庭審中未對量刑展開辯論，另一方面是判決書在量刑方面缺乏分析論證。一些量刑適中甚至偏輕的案件，被告人也提出了上訴。實際上，如果在庭審中對量刑展開辯論，再在判決書中對量刑進行論證分析，使被告人對量刑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這樣就可以有效地減少被告人上訴的情況。同時，法官在充分聽取了控辯雙方的量刑建議和意見的基礎上，能夠迅速做出判決，從而提高訴訟效率。隨著司法人員素質的提高、司法人員職業化的加強以及刑事案件數量的上升，提高刑事司法效率的呼聲日漸高漲，量刑建議制度有利于法院在審判中提高法庭的當庭宣判率，同時提高當庭宣判的準確度。因此，從客觀上說，它與法院審判改革中提高當庭宣判率是能夠配套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