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議又稱“求刑建議”，是指檢察院在刑事訴訟中對被告人應當判處的刑罰依法向法院提出的建議。從這一概念可知，量刑建議的場域是刑事訴訟;量刑建議的主體是檢察院;量刑建議的對象是法院;量刑建議的內容是所起訴的被告人應當判處的刑罰。

“量刑建議”與“求刑”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量刑建議是求刑的主要方式，求刑并不都通過量刑建議來表現。從司法實踐情況來看，求刑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檢察院只在起訴書和公訴詞中說“被告人的行為觸犯了刑法第x條規定，已構成x罪，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并請法院“依法判處”。第二種方式是在第一種方式的基礎上，請求從重、從輕或減輕處罰。第三種方式是在前兩種方式的基礎上，提出比第二種方式更為具體但又有一定幅度或選擇余地的量刑意見。第四種方式則比第三種方式更為明確具體，在刑種、刑度、執行方式等方面都是確定的，沒有幅度和選擇余地。上述第一種方式是求刑的最簡單、最基本形態，它除了指明應適用的法律條文、請求法院在該法條規定的刑罰范圍內量刑外，別無其他更具體的內容。這種求刑的最簡單形態尚不屬于“量刑建議”，因為如果將其算作“量刑建議”，那就意味著量刑建議是伴隨著刑事起訴而產生的老事物，這與人們認為量刑建議是新事物而加以研究的情況不符。而后三種求刑方式，則除了指明應適用的法條外，還有具體的建議內容，因而屬于量刑建議。根據所建議刑罰的具體明確程度，我們可以依次將它們稱為概括的量刑建議、相對確定的量刑建議、絕對確定的量刑建議。

檢察院之所以有權就其所起訴的被告人應當判處的刑罰向法院提出建議，是因為其享有刑事公訴權。刑事公訴權是檢察院在刑事訴訟中對涉嫌犯罪的被告人向法院提出控告，請求認定犯罪、追究刑事責任的訴訟權力。公訴權可分為審查起訴權、起訴權、不起訴權、抗訴權等權能，其中起訴權在實體內容上可分為定罪請求權和量刑請求權。[1]定罪請求權，就是檢察院請求法院判決確認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的訴訟權力;量刑請求權又稱求刑權，是指檢察院請求法院對被告人處以刑罰的權力。定罪請求權與量刑請求權二者不可分割，相輔相成，共同構成實體內容上的起訴權。其中定罪請求權是量刑請求權的前提，檢察院只有請求法院對被告人的行為確認犯罪，才能請求法院對被告人量刑;量刑請求權則是定罪請求權的自然發展和目的，檢察院請求法院對被告人確認犯罪，其目的就是為了進而請求對被告人追究刑事責任。

量刑請求權作為國家賦予檢察院的一項權能，需要通過一定的形式表現出來，其表現形式之一就是量刑建議。檢察院通過量刑建議這種形式來行使量刑請求權，請求法院對被告人判處具體的刑罰。因此，量刑請求權是量刑建議的權力來源和存在的根據，量刑建議則是量刑建議權的表現形式。

有觀點認為，量刑權是法院獨享的權力，檢察院提出量刑建議是對法院審判權的侵入。筆者認為該觀點值得商榷。首先，刑事訴訟的任務是查-明犯罪事實和犯罪人，實現國家的刑罰權。而國家刑罰權由制刑權、求刑權、量刑權和行刑權構成，它們通常分別由立法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刑罰執行機關行使。可見，求刑權與量刑權是相互獨立和并列的兩項權力，故量刑建議不涉及侵入量刑權問題。其次，按照訴審分離、法院不告不理的現代訴訟原則，起訴與審判具有前后相繼的關系，檢察院如不起訴(含求刑)，法院的審判權就不能啟動，起訴權只是“鏈接”了審判權，而沒有侵入審判權。再次，量刑建議僅供法院量刑時參考，法院是否采納建議及如何量刑全由法院依法獨立作出決定。封建社會的皇帝尚且允許臣子提出建議，還經常問“眾愛卿有何高見”，怎能設想在民主文明的現代訴訟制度中還不允許起訴機關對判刑提個“合理化建議”呢?

(二)量刑建議的效力

量刑建議作為一種“建議”，對法院的量刑并無約束力，法院沒有義務按檢察院的建議量刑，但量刑建議仍具有以下效力：

1.啟動量刑程序

法院的審判權作為一項被動的權力，并不能主動地行使，只有當檢察院將刑事案件起訴至法院后，法院才能啟動審判程序。與起訴權在實體內容上分為定權請求權與量刑請求權相適應，法院的審判程序也可分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前者解決被告人是否有罪和構成何罪的問題，后者在前者的基礎上進而解決對被告人判處何種刑罰的問題。如果檢察院沒有向法院求刑，法院就不能啟動量刑程序;如果檢察院向法院提出了量刑建議，法院在認定被告構成犯罪的前提下，就必須啟動量刑程序。有些國家的庭審沒有設置單獨的量刑程序，并非其不具有量刑程序，只不過該程序與定罪程序合二為一罷了。

2.制約量刑裁判

這種制約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限定量刑權的范圍，法院只能就檢察院所起訴并提出量刑建議的被告人和罪行判處刑罰，而不能對另外的人和事判處刑罰。二是提醒法院審慎量刑，制約其自由裁量權。盡管量刑建議對法院沒有約束力，但當檢察院認為法院量刑裁判不當時，則有權提出抗訴。可見，量刑建議是以日后有可能提出抗訴為后盾的。三是在判定被告人構成犯罪的前提下，法院必須對量刑建議作出回應，即必須對被告判處一定的刑罰，并充分說明理由;如果法院沒有采納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則應對不采納的理由作出具體說明。

3.明確證明責任

檢察院將被告人訴至法院并提出量刑建議后，就對自己所建議的內容負證明責任，如果不能證明或證明不力，就要承擔量刑建議得不到法院支持和采納的不利后果。

4.預設監督標尺

量刑建議反映了檢察院對量刑的預期。檢察院無論是作為案件的起訴者還是審判的監督者，當法院對案件作出量刑裁判后，自然要將法院所量的刑罰與自己原先的預期進行對比衡量，看看法院裁判與自己預期存在多大的差距，是法院的裁判不適當還是自己的建議不適當，抑或二者都有不盡適當之處，并進而決定是否對法院的量刑裁判提出抗訴。因此，量刑建議為檢察院在日后開展量刑監督預設了一根標尺或曰“參照系”。雖然預設的這根標尺不一定準確，但它畢竟為判后的量刑監督預設了一個依據。可見，量刑建議不僅“鏈接”法院的量刑裁判，而且“鏈接”檢察院的量刑監督。

(三)量刑建議的意義

1.量刑建議有利于提高量刑的公開性、公正性和公信力

首先，量刑建議有利于提高量刑的公開性。我國現行的庭審程序雖然以對抗為特征，但這種對抗主要圍繞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及構成何種犯罪這一問題展開。然而資料表明，檢察院所起訴的案件法院作有罪判決的占99%以上，其中被告人認罪的也占絕大多數，故就絕大多數案件來說，庭審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不是定罪，而是量刑。但恰恰對這最主要的量刑問題，目前庭審的透明度很低，與量刑結果有利害關系的訴訟各方對量刑決策過程參與度不高，既難以向法院提出各自掌握的量刑事實和情節，并由此展開辯論，又難以提出各自的量刑意見，以至有的學者認為現行量刑裁判是“暗箱操作”，有的學者則認為“我國法院的量刑過程其實是通過一種‘辦公室作業’的行政決策方式來完成的……與量刑結局有著密切關聯的公訴人、被害人、被告人則被排除在量刑的決策過程之外，而量刑建議的開展則有利于使量刑程序訴訟化，它使控辯對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訴訟格局從原來的定罪拓展到了量刑，這不僅使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及其理由“說在明處”，而且為被告人乃至被害人發表量刑意見開拓了空間—因為根據控辯對等原則，庭審程序既然給控方發表量刑建議提供機會，就不能不給辯方就量刑問題作辯解和發表意見提供機會;而被害人作為犯罪結果的直接承受者和訴訟當事人，如果他想在庭上就量刑問題發表意見，同樣應當給他提供機會。這樣，量刑程序就一改原先的“暗箱操作”狀況和“行政決策”方式，公開性大大增強。

其次，量刑建議有利于提高量刑的公正性。量刑公正包括量刑程序公正和量刑實體公正。俗話說：“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公正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量刑程序公開性的增強，公訴人、被告人、被害人由原先“被排除在量刑的決策過程之外”進到了過程之內，這無疑有利于量刑的程序公正。量刑的實體公正來源于法院對量刑事實的客觀、全面、準確的了解，來源于對訴訟各方意見的兼聽。量刑建議使公訴人、被告人、被害人參與量刑決策過程，從不同角度為法院提供充分的與量刑有關的事實、意見及理由，這無疑有利于法院客觀、全面、準確地了解量刑事實和訴訟各方意見，從而實現量刑的實體公正。

再次，量刑建議有利于提高量刑的公信力。這除了前述的量刑的公開性和公正性必然有利于提高公信力外，還因為與量刑結局有利害關系的各方親身參與了量刑的程序，親身經歷了量刑裁判產生的過程，這自然有利于他們減少對量刑的不可捉摸感和懷疑;因為訴訟各方都聽取了相對方提供的事實證據和量刑意見及理由，這自然有利于公訴人全面準確地把握量刑的事實和情節，有利于被告人深化對自己罪行對國家、社會和被害人所造成危害的認識，有利于有過錯的被害人深化對自己過錯的認識，從而促使他們換位思考，消減己方原來的片面認識，增進對法院正確判決的認同;因為量刑建議促使法院在判決中加強量刑說理，這不僅有利于增強量刑裁判的說服力，而且有利于擠壓極少數法官利用量刑自由裁量權進行權力尋租的空間。這些，無疑都有利于提高量刑的公信力。而上述量刑公開性、公正性和公信力的提高，自然有利于提高量刑裁判的質量和效果，減少檢察院和被告人對量刑裁判的抗訴和上訴，從而節省司法成本，并促進審判權威的進一步樹立。

2.量刑建議有利于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

刑事訴訟法是保障人權法;訴訟權是公民權利的重要方面。因此，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當前公開、透明、信息化的社會條件下，公民的權利意識明顯增強，他們不再滿足于知悉或者被動地接受案件處理的結果，而是要求知悉案件處理的過程;不僅要求參與與自己有關的訴訟，而且要求在訴訟中表達自己的意見;不僅要求實體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有的甚至“不爭饅頭爭口氣”，僅僅為了訴訟權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而不惜上訪上訴。量刑建議拓展了當事人參與訴訟的空間，使他們由原來基本上被排除在量刑程序之外變為進入量刑程序之內，有權圍繞量刑問題進行舉證、質證和辯論，有權發表量刑意見及理由，有權知悉法院量刑裁判的理由、根據以及自己意見不被采納的原因，這無疑保障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并進而促進了訴訟的民主和進步。

3.量刑建議有利于強化對量刑裁判的制約監督

量刑建議不僅使檢察院自身參與了量刑程序，而且為當事人參與量刑程序、提出量刑意見創造了條件。檢察院和當事人的量刑建議、意見對法院雖無約束力，但法院如不采納且無正當理由，檢察院和當事人就有可能依法分別提出抗訴和上訴，也就是說，檢察院和當事人對量刑提出的建議、意見，是以日后有可能提出抗訴或上訴為后盾的，這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無疑是一種制約，它有助于督促法院謹慎用權，充分考慮檢察院和案件當事人的建議、意見，準確裁量刑罰。

與此同時，量刑建議還有利于強化對量刑的法律監督。首先，量刑建議為量刑監督預設了一根標尺，這實際上是為量刑監督預作了準備。“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這種有準備的監督自然要比沒有準備的監督要主動得多。其次，檢察院要提出量刑建議，就必須對各種量刑事實、情節作深入的了解;在庭審中通過量刑調查和辯論，檢察院對量刑事實、情節的掌握就更為準確全面，這有利于檢察院對判后是否提出抗訴作出正確的決策，并使這種決策建立在堅實、可靠的基礎之上。再次，量刑建議促使公訴人高度關注量刑裁判，這有利于防止公訴人因權力尋租或殆于履行量刑監督職責而該提出抗訴卻不提出抗訴;又有利于防止亂抗訴，如果法院量刑在檢察院建議的幅度之內，檢察院就不能因各種干擾、說情或被害人纏訪而隨意動用抗訴權，從而確保抗訴的準確和公正。

4.量刑建議有利于促使檢察機關在嚴峻挑戰面前提高公訴質量和水平

量刑建議充實了公訴的內涵，從原先主要關注定罪拓展到既關注定罪又關注量刑，從而促使檢察官對全案進行綜合考量，既重視對定罪事實、證據的審查，又重視對量刑事實、情節的審查;既重視法律、政策在定罪上的適用，又重視法律、政策在量刑上的適用;既重視情、理、法以及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在定罪上的統一，又重視它們在量刑上的統一，如此等等。與此同時，量刑建議還給檢察機關帶來新的壓力和嚴峻的挑戰：首先，量刑建議給檢察機關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從而加劇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其次，量刑建議容易造成檢察機關“敗訴”率高的感覺。在開展量刑建議工作前，控辯雙方的爭辯主要圍繞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及構成何種犯罪而展開，由于檢察機關訴前嚴格審查把關，案件經庭審和律師辯駁被“顛覆”(判無罪)的很少，易使起訴取得好的效果。但開展量刑建議工作后，量刑問題成了多數案件中控辯雙方爭辯的焦點。檢察機關建議的刑罰被“顛覆”和“輕處”的概率大大提高，這在客觀上容易造成檢察院“敗訴”、律師“勝訴”的感覺。再次，量刑建議容易使檢察機關陷入尷尬。由于種種原因，檢察機關建議的刑罰被法院調整的可能性比所指控的犯罪被判無罪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如果法院的這種“調整”幅度較大或所占比例較高，檢察機關難免陷入尷尬。最后，量刑建議容易使檢察機關成為敏感案件的“風口浪尖”。敏感案件一般是指社會各界關注或者認識分歧較大的案件。隨著網絡媒體的發展，公眾監督案件辦理的力度明顯加大，敏感案件也明顯增多，其定性和量刑都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就量刑來說，由于量刑建議在前，量刑裁判在后，量刑建議總是先于量刑裁判被公開，故量刑建議客觀上為法院裁量刑罰放了個“試探性氣球”，以便法院全面考慮量刑事實、情節及公眾對量刑建議的反應，來斟酌決定裁判的刑罰，這既有助于法院的正確量刑，也有助于法院減少量刑風險，減輕外界對量刑裁判的壓力。但就檢察機關來說，量刑建議必然率先成為公眾對敏感案件關注的一個焦點，有時甚至成為風口浪尖。上述要求、壓力和挑戰，必然迫使檢察機關苦練內功，下大力氣提高公訴的質量和公訴人水平，并審慎地決定量刑建議工作的原則、步驟和措施，從而經受住量刑建議所帶來的壓力、風險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