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日報8月23日報道8月3日，廣州。56歲的吳*峰緊鎖著眉，寫作近三十年，他第一次接到法院的傳票。他的妻子則在一旁追問律師開庭程序是怎樣的。

“沒想到寫將軍的作者卻被將軍家人告了。”吳*峰無奈地對記者說。這位廣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專職副主席，在部隊當過記者，從上個世紀70年代迄今共采訪了200余位開國將軍，他著的《開國將軍軼事》在社會上影響廣泛。他怎么都沒有想到，恰是一位將軍的遺孀和后人以“侵害名譽權”為由將他告上了法庭。

8月6日，此案在南京開庭審理。記者最新了解到，雙方仍在僵持階段。

“我寫將軍寫了20多年了，以前是想著史實只要有出處就沒問題了。誰想到用個成語都會惹官司呢？咬文嚼字竟然‘咬’出官司來。”作為長期從事文學傳記寫作的吳*峰堅持認為，傳記文學首先要尊重事實，不應為尊者諱，并容許作者作生動形象的描述。

但是這種“生動形象”的描述在王-勝后人眼里卻是傷害。傳記文學如何才能更真實地反映生活？什么樣的文學描述才會觸及法律雷區？隨著網絡時代個人自由寫作空間的擴大，該案件留給我們一個思考。

備注

葉-飛，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曾任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司令員，福州軍區司令員，海軍司令員等。

王-勝，中華人民共和國將領，建國后擔任我軍高級職務。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事情還要從4個月前說起。2007年4月16日，吳*峰在北京某報發表署名文章《“殺了我的頭也不檢討”——葉-飛上將三五事》。5月31日，吳*峰在自己的博客上刊登文章《“混血兒”葉-飛》。就是這兩篇文章中的一些字句，引致身在南京的王-勝將軍家屬強烈不滿。

緣起：十幾個字惹出來的官司

在《民事訴狀》中，原告寫道：“兩-文中被告對‘王-勝事件’進行了惡意篡改的描述，將我軍二旅‘把物資往大汶口搬運’定義為‘偷運物品’，對時任二旅副旅長的王-勝將軍進行文字上的貶損、詆毀，如‘副旅長王-勝更傲氣十足……’，‘二旅官兵即如鳥獸散也’，‘副旅長王-勝亦大懼，束手就擒，稱罪不迭’等，構成對王-勝將軍名譽權的侵權。”

原告稱，被告文章一經發表刊載，報刊、網站紛紛轉載，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壞的影響，致王-勝將軍社會評價降低，原告及其親屬為此遭受到極大的精神傷害，落款日期是6月19日。

記者看到文章刊載的報紙原樣。“偷運”、“傲氣”、“鳥獸散”、“束手就擒”、“稱罪不迭”等有爭議的詞匯都出自200余字的段落中，這一段主要講述了“王-勝事件”。

“《殺了我的頭也不檢討》一文中有關這個事件的基本事實，來源于1988年的《葉-飛回憶錄》。雖然文字上與《葉-飛回憶錄》中‘王-勝事件’不同，但基本事實是一致的，沒有添枝加葉，或虛構和捏造事實。”吳*峰對記者說，這次和他以往聽說的所有文字侵權案件都不同——“基本事實沒問題，只是文字表述上有分歧。”

為此，在被告律師出具的《代理意見》中，有專門的章節對上述有爭議的詞匯進行了詳盡的解釋。“同樣一個字或詞可以有多種理解，給人以想象的空間。同時，其詞意還將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生變化。”

被告代理律師許-東說，吳*峰在寫作時采取半文半白的白描手法，力求精煉、形象、生動，“只要這種描寫不構成事實相反，就不屬于侮辱他人人格的侵權行為。”

辯論：“負面事件”如何正面寫

“《‘殺了我的頭也不檢討’——葉-飛上將三五事》及《‘混血兒’葉-飛》兩-文，屬于撰寫人物歷史的作品。雖然被告稱兩-文參考了《葉-飛回憶錄》中對‘王-勝事件’的描寫，但該兩-文與《葉-飛回憶錄》進行對照，很容易發現文章中存在許多擅自編纂，虛構內容，斷章取義之處；同時被告對王-勝將軍使用了大量貶損詞匯，客觀上損害了王-勝將軍的名譽。”王-勝將軍的遺孀史-易的代理律師葛*武在代理詞中寫道。

在葛*武看來，“將二旅官兵丟下搬運物資，一下走散，丑化為‘即如鳥獸散也。’將太忠厚的王-勝，當時慌得不知道如何處置，貶損為‘副旅長王-勝亦大懼，束手就擒，稱罪不迭。’”，“顯然不是很適合。”

“被告在侵權文章中對二旅官兵及王-勝將軍使用了‘偷運’、‘傲氣十足’、‘即如鳥獸散’、‘大懼’、‘束手就擒’、‘稱罪不迭’等貶義詞匯詆毀王-勝將軍，丑化王-勝將軍在公眾中的形象，構成對王-勝將軍名譽權的侵害。”

葛*武律師稱，侵權文章的廣泛流傳，使得社會公眾對王-勝將軍只有負面的印象，沒有一個客觀的認識。“了解‘王-勝事件’真實情況的人對被告如此撰寫感到不可思議；不知曉‘王-勝事件’實情的人，紛紛向原告詢問情況，為此王-勝將軍的家屬已蒙受了巨大的社會壓力和精神痛苦。原告史-易也因此病倒，住院治療，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內消瘦二十多斤。”

“王-勝事件本身就是一個負面事件，《葉-飛回憶錄》對這一事件早已作了‘無組織無紀律問題’的評價，不可能正面寫。其實這篇文章最早刊載于《開國將軍軼事》。我還加了注釋，注明‘王-勝事件’資料來源和王-勝的人物簡介，如果在轉述中讓讀者產生歧義，應以原著為準。而且，后面有一段毛澤東聽說葉-飛捆綁王-勝，只說‘哦，原來如此’，說明有好奇之心，無批評之意。后來，登到報紙上時，注釋被刪掉了。”

對這些注釋，湖北省荊州日報陳*榮撰文《可貴的“注釋”》說，我國還沒有形成注明材料來源的傳統和風習，也由此造成兩大弊端，其一傳記作者隨意使用他人材料，置“知識產權”于不顧，其二，有關材料以訛傳訛，惹出官司卻無人負責。

“由于本文主要寫葉-飛，對王-勝將軍戰功及‘忠厚老實’的一面沒有在本文中給予反映，容易使人只了解王-勝的負面問題，對他難以有客觀公正的評價。如果說本文被他的親屬誤讀為有貶低將軍之意，我只能深感遺憾。”吳*峰說，他曾經多次想與原告和解，“但對方很堅持，其實，我可以理解，我的媽媽也是老新四軍，聽到人家說一句不好，她就會和我生氣”。

交鋒：斷章取義或主次取舍？

對這個官司，吳*峰信心很滿。“我以前聽說的案例以作家敗訴為多，但大都因捏造或虛構事實導致。”他和代理律師認為，描述與《葉-飛回憶錄》基本一致，有文學加工成分，但沒有貶損王-勝將軍的主觀故意。“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有分歧。哪些語言算侵犯名譽權，哪些不算？目前并沒有明確規定。何況侵犯名譽權，首先要有主觀動機，這我肯定沒有。”吳*峰說。

“被告在主觀上存在過錯”，葛*武稱。“身為文學工作者，對詞語的褒貶性應能準確把握，其長期從事軍史研究和寫作，撰寫了多位將軍的回憶文章，應該認識到在關于將軍文章中用詞精確的重要性。依照法律，被告對撰寫的人物歷史作品負有尊重歷史事實的高度注意義務，同時不得對將軍的名譽進行文字上的詆毀和貶損，侵犯他人的名譽權。而被告在撰寫上將葉-飛將軍的文章時，涉及到少將王-勝將軍，即以貶損少將的形象來‘提升’上將的形象，這不能不謂其有過錯。”

另外，葛*武還認為，吳*峰將“王-勝事件”斷章取義，只描述事件中葉-飛整頓軍紀的一段插曲，而對葉-飛在該事件中犯有軍閥主義及因此向王-勝將軍道歉的事實不予涉及，導致讀者對該事件不能全面了解，客觀上降低了王-勝將軍的社會評價。

而吳*峰的代理律師則認為，“文學創作有主次之分，文章重點是寫葉-飛將軍，不可能也沒必要在這里全面展示王-勝的正面形象。”

思考：文學創作空間有多大？

當前，紀實性文學作品受到越來越多讀者歡迎，報告文學和紀實文學的創作面臨許多新的問題。在由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提供的證詞中，有一段話：“吳*峰先生的文章和葉-飛上將敘述的事實是一致的。也沒有對王-勝將軍進行攻擊、誣蔑和誹謗。吳*峰先生在敘述中與葉-飛回憶錄不同之處，屬于文學創作范疇，作者應把握行文的分寸。”

同樣的十幾個字，在原告和被告看來，代表著迥然不同的情感。十幾個字的方圓之間，雙方律師展開了一場外科神經手術般的爭論。正像吳*峰說的，現在的爭論不再是文章真實與不真實的問題，而是文字處理上有分歧。“許多職業都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比如電視劇創作、記者……這個話題大有思考空間。

這個“把握行文的分寸”讓人煞費思量。雙方的交鋒無疑是激烈的。到底該如何把握分寸？文學創作空間有多大？文字發揮到底有沒有法律底線？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李*銀說：“傳記文學屬于寫實的文學，必須要求作家不違背真實原則，這是最根本的區分和要求。在充分尊重事實的原則下，允許對事實本身作文學生動形象化的描述。”

“文學創作發展到今天，越來越重視人性和個性，刻畫人物不再千篇一律或者‘高大全’，往往是張揚著個性，充滿矛盾的文學或藝術角色才具有大眾喜愛的魅力，如‘亮劍’中的李*龍、‘歷史的天空’中的姜*牙等”，吳*峰說。

“紀實文學或報告文學能不能寫有名譽有地位的人的問題和缺點，寫問題和缺點會不會影響和損貶名譽人的形象，是不是只能寫‘過五關，斬六將’，而不宜寫‘走麥城’，作家能不能對所寫的對象有獨立的見解和看法？”吳*峰拋出一連串的問題。

抗日戰爭勝利后，葉-飛將軍率山東野戰軍一縱進駐山東華-豐。華-豐有一日軍倉庫，物資甚豐，由二旅之一營看管。縱隊規定，待清點后分發各旅，而二旅則以看管之便，偷運物品。事發后，縱隊政治部副主任湯*恢、縱隊副政治委員譚*龍先后到現場阻攔，二旅官兵了無避意，副旅長王-勝更傲氣十足，并囑加快運送。葉-飛將軍聞之大怒，乃驅車率一警衛，始入倉庫門，二旅官兵望其神姿，如鳥獸散也。副旅長王-勝亦大懼，束手就擒，稱罪不迭。葉-飛將軍將其捆綁帶回，關禁閉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