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有舉證時限制度中，由于沒有規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而司法實踐中產生一定弊端。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規定了舉證時限制度，其中包含了被稱之為“證據失權制度”的規定。

該司法解釋第三十三條規定：“舉證期限可以由當事人協商一致，并經人民法院認可。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當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次日起計算。”第三十四條規定：“當事人應當在舉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交證據材料，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對于當事人逾期提交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審理時不組織質證。但對方當事人同意質證的除外。”

該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使得部分逾期提出的證據不再具備可采性，而將其排除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之列。因此，舉證時限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督促當事人的舉證積極性和防止證據突襲，以保證民事審判的效率和公平。

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卻存在以下弊端：一方面，在相當部分的案件中，由于當事人的訴訟能力差，盡管無主觀上的故意，也會發生逾期提交證據的情況，如果嚴格按照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顯然這樣的情形便會被視為當事人“放棄舉證權利”；另一方面，對于對方當事人逾期提出的證據，如果對本方不利，當事人很顯然不會同意予以質證，那么按照法律的規定，必然是相關證據無法進入審理程序，導致法院難以查清案件事實，實體公正的實現會受到巨大挑戰，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就難以得到有效保護。例如在杜某訴李某返還原物糾紛一案中，原告訴稱與被告是雇傭關系，因其拖欠被告工資，致被告將其重型倉柵式半掛車私自開走；要求法院判決被告返還原物并賠償損失36000元。而被告卻主張二者系合伙關系。根據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當事人之間沒有書面合伙協議，又未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準登記，但具備合伙的其他條件，又有兩個以上無利害關系人證明有口頭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為合伙關系。在本案中，證人成為判斷案件基本事實的關鍵。開庭審理時，被告提供的證人名單中，有的未帶身份證，有的系長途貨運司機未能在案件開庭當天趕回。法官未接受逾期舉證，判決支持了原告訴求。此案被告申訴至檢察院。經法院重新立案再審，調查發現當地類似原被告之間的合伙關系十分普遍，5名證人均證實兩人系合伙。

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由于原有的舉證時限制度排除了法官自由裁量權，往往使得“證據失權制度”成為實現公平和正義的絆腳石。當法官面對另一方當事人及律師強烈的詰問時，即使有心維護實體公正，也因法律強制性的規定而沒有回旋的余地，從而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這樣，“證據失權制度”甚至會淪為一方當事人利用的工具。在僵硬的程序規定面前，訴訟能力較弱的當事人的實體公正被拒之門外；他們往往通過向檢察院申訴等其它途徑仍然奔走不已，“案結事不了”。該條規定本義是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審判效率，但有時卻妨礙了更高位階的公正價值的實現。

2013實施的新民訴法規定了舉證時限制度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該法第六十五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及時提供證據。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主張和案件審理情況，確定當事人應當提供的證據及其期限。當事人在該期限內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延長期限，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適當延長。當事人逾期提供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責令其說明理由；拒不說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據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納該證據，或者采納該證據但予以訓誡、罰款。”本條規定在要求當事人及時提出證據的同時，賦予法官是否采納逾期提供證據的自由裁量權。在具體案件辦理過程中，法官面對程序正義和實體公正發生沖突的情況，便可依法運用自由裁量權進行價值權衡。

國外民訴法舉證時限制度中也有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規定。如德國民訴法規定，只有在法官認為當事人逾期舉證有重大過失，而且會導致延遲訴訟時，才動用證據失權予以制裁；在當事人逾期舉證時，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來動態地衡量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之間的價值，最終作出決定。在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的法律中，逾期提出的證據也不一概而論地視為“失權”，均規定了逾期提出證據的一方可以向法院及對方當事人說明未能及時提出的理由，至于是否失權，由法官自由心證決定。

實踐中，還曾出現過因為當事人逾期提出鑒定申請，被法官“說服”撤訴后重新起訴的情況。如果僅僅因為一方當事人訴訟能力過弱，導致法官開庭詢問時才表達了鑒定申請，就阻卻審判的繼續進行，同樣是不合理的。筆者認為，在一些時限制度方面，增加規定一定的法官自由裁量權，可以從一定程度上緩解民訴法中相關程序條款的僵硬性，照顧到案件的實體公正；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合理價值與積極意義。（作者單位：河南省安陽市龍安區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