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作為責任主體的刑事和民事責任比較

關于責任能力問題

在刑法理論上，對刑事責任能力的認識基本上是有共識的。所謂刑事責任能力，是指構成犯罪和承擔刑事責任所必須的，行為人具有的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也就是說，刑事責任能力是以刑法上的識別和控制能力為基礎的。根據這一標準，可以將刑事責任能力劃分為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相對無刑事責任能力、減輕刑事責任能力和完全無刑事責任能力。由于識別和控制能力決定于人的年齡和智力，因此刑事責任能力實際上是以年齡和精神健康狀況為依據而劃分的。按照我國刑法規定，就是否需要承擔刑事責任的年齡14周歲這一分水嶺來看，刑事責任能力取決于識別和控制能力。依法具有識別和控制能力，便應當承擔刑事責任。依法沒有識別和控制能力，便不應當承擔刑事責任。

而對于民事責任能力的概念和內容，我國民事立法并未涉及，以致于對于民事責任能力的認識，理論上出現很多不同的觀點。概括起來，有行為能力說、意思能力說、識別能力說、責任資格說等幾種觀點。

根據我國民法的有關規定，民事責任能力的劃分標準有兩個。一個是行為能力的標準，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18周歲以上精神狀況健全的人)具有責任能力;一個是財產能力的標準，無行為能力和限制行為能力人有財產的，才具有責任能力，無財產便無責任能力。前一標準是主要的，后一標準則處于補充的地位。又因我國民法規定的行為能力實際上也是以識別能力為基礎的，所以應當說，盡管民事主體和刑事主體具有責任能力的年齡不同，但民事責任能力和刑事責任能力的確立依據主要部分還是相同的。

學界有人認為，由于我國民法規定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是18周歲，因此以行為能力的標準作為責任能力的標準，實質上抬高了承擔民事責任的年齡，放松了對責任的要求。但筆者認為，我國民法規定的民事責任能力是寬嚴相濟的，并不失之過寬。因為，我國民法規定的民事責任能力標準是兩個，在行為人可因行為能力標準而免責時，轉而適用了財產能力標準。這樣從絕對的意義上講，民事責任的承擔實際上嚴于刑事責任。

如果以降低責任能力年齡的方式來擴大責任人的范圍，實際上也無多少實際的意義。因為，民事責任的內容一般是財產性責任，以支付財產為主要形式。而一般來說，達不到完全行為能力年齡的人，一般是沒有自己獨立的財產的，其缺乏承擔責任的財產基礎。所以，把行為能力的標準作為責任能力的主要標準，雖然在理論上有諸多疑慮，但現實上則是可行的。對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和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來說，原則上由監護人承擔民事責任，但本人有財產的，從本人財產中先行支付。這樣的規定有兩方面意義：一是明確了將財產能力作為責任能力的適用條件，二是把監護人作為主要責任人，實際上是一種衡-平的結果，意在保護受害人的權利。

為什么在責任能力的規定性上，刑事責任能力和民事責任能力會有比較大的差異呢?筆者認為，這主要是由民事責任制度和刑事責任制度的不同功能所決定的。

民事責任的功能雖有懲戒民事違法行為的一面，但其主要目的則是對已經造成的權利人的權利損害和財產損失進行救濟，使之恢復到未受損害時的狀態，其性質突出表現為財產性、補償性和恢復原狀性。而刑事責任是行為人因違反刑事法律構成犯罪所依法應承擔的法律后果，是行為人應當向社會承擔的責任，其目的是懲罰、改造、教育犯罪行為人，其性質突出表現為人身性和懲罰性、預防性。

因為民事責任著眼于保護受害人，所以著重于對受害人權利的補償而不是對侵權人或者違約人的懲罰。民事責任的設計，從保護受害人受損害的權利使其得到彌補的目的出發，一般貫徹“有損害就要有補償”的理念，責任承擔只需考慮損害程度，無需考慮侵權人或者違約人的主觀狀況、侵權或者違約手段等。因而，行為人的民事責任能力問題，也要為此目的服務，即貫徹保護權利人的宗旨。所以，在比較法上，盡管各國法律關于民事責任能力的規定差別很大，有采識別能力標準的，有采出生標準的，也有采行為能力標準的，但仔細觀察，即使是采識別能力標準和行為能力標準而不采出生標準的，也通過衡-平的辦法或者補充其他規定而對損害予以有效填補。

刑事責任著眼于制裁和改造犯罪行為人，以恢復受損害的社會關系，所以更著重于對犯罪行為進行定性定量分析并進而施加懲罰。至于對受害人的保護功能，則不是刑事責任目的性的直接的體現。在刑法上，是從是否構成犯罪以及對量刑的影響角度來考慮損害后果的，而不是從彌補損失和恢復權利的角度來考慮。從懲罰的角度出發，刑事責任的設計，必然也是以實施犯罪行為的人為基點的。具體地說，懲罰是以實施犯罪行為的人的主觀惡性為基點的。行為人有主觀惡性才需要懲罰，行為人沒有主觀惡性便不需要懲罰。因此，在懲罰的對象上，首先應當確定哪些行為人是根本不需要懲罰的，這就是那些對實施行為的危害后果根本就缺乏認識和控制能力的人。所以，刑事責任能力以識別和控制能力作為標準在刑事責任制度上是至關重要的制度，其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

不過，若從可歸責性的角度看，民事責任能力則有借鑒刑事責任能力立法的理性一面，探詢出歸責的科學合理的基礎，更為合理地來設計我國民事責任能力的標準。民事責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解決是否可歸責問題的，在這個問題上，德國和法國采用不同的標準，前者采用“有識別能力即應負責”的標準，而后者采用“有損害即應負責”的標準。相比而言，筆者認為法國法的規定更符合民事責任補償性的基本理論，亦體現了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制度立足點的不同。所以，我國民法在民事責任能力問題上，應規定任何人對造成他人之損害均應負責。但考慮到相當多的人(不僅僅是未成年人)并無承擔民事責任的財產能力，從衡-平的角度，規定被監護人需要承擔民事責任但無財產時，由監護人在未盡到監護責任的情況下，承擔衡-平賠償責任。

衡-平的賠償責任，雖是同由監護人承擔的賠償責任，但和目前我國民法規定的監護人作為賠償責任人的賠償是不同的。我國民法規定的監護人是法律規定的賠償責任人，因此這種賠償是法定賠償而非衡-平賠償。衡-平賠償，是指如行為人因財產能力的欠缺而免責，而其法定代理人雖已盡到監督之責但損害仍發生的，法院依被害人的申請，可以斟酌行為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與被害人的經濟狀況，令行為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全部或部分賠償。衡-平責任，乃是民法過錯責任的一個例外情況。衡-平責任的構成要件為：在客觀上有侵權行為的存在，并造成了損害事實;行為人因欠缺財產能力而不能賠償;監護人未疏忽其監護責任;被害人不能自保險公司等它處獲得賠償。對此，被害人負舉證責任。衡-平責任的賠償，不能危害賠償義務人依其身份所必需的生活費用及其履行法定扶養義務所必需的費用。在承擔這些責任后監護人的財產無剩余時，不再承擔衡-平責任。

關于責任主體范圍問題

近現代的刑事立法，貫徹刑事責任自負原則，在責任主體上不搞株連，一個人不對他人的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這是刑事司法文明的巨大進步。

而對民事責任而言，責任主體的表現則是多樣性的。在合同責任中，由于合同主體一般是有行為能力者，因此合同責任也要貫徹合同相對性規則，合同責任往往也由合同當事人自己承擔。在侵權責任中，一般侵權責任一般是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而特殊侵權責任則在很多情況下是為他人的行為承擔責任。歸納起來看，為他人的行為承擔責任的情況有：監護人為被監護人致人損害的行為承擔責任;替代責任，即(法人)單位為內部工作人員的行為承擔責任;轉承責任，指在一些法律規定的特殊侵權行為的場合中，行為人在造成他人損害的時候，其行為的法律后果即損害賠償并不是由自己承受，而是由與其有特定關系的人承受;墊付責任，指在主債務人不能履行債務之時，由墊付人給予墊付的責任;補充責任，指在應承擔賠償責任的責任人的財產不足給付時，由與其有關的人依法對不足部分予以補足的民事責任。

上述情況表明，刑事責任主體和民事責任主體在范圍上具有重大差異。刑事責任絕對貫徹“罪責自負”原則，而民事責任“株連”的情況比較常見，也符合民法原理。這種差別在司法實踐中是必須要注意的，尤其在處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時更是如此。

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由于認定犯罪的標準遠比認定民事違法行為的標準嚴格，因此會出現在共同致害的情況下，有的致害人的行為構成犯罪，有的致害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的情況。此時，不構成犯罪的致害人不需承擔刑事責任，但卻需和其他致害人一起承擔民事連帶責任。由此也出現了即使在共同實施行為的場合，刑事責任主體的范圍和民事責任主體的范圍也會不一致，后者大于前者。

刑事責任主體的范圍和民事責任主體的范圍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別，究其原因，還在于二者的責任目的不同。刑事責任著重于懲罰、改造犯罪行為人本人，因此決不株連他人。而民事責任的基本目的在于保護權利人，恢復其受損害的民事權利，因此在一些情況下擴大主體范圍。

關于身份對責任的影響

關于自然人的身份對責任主體地位及責任幅度的影響，應當說在刑事責任主體和民事責任主體中都存在，但對刑事責任主體的影響更大。在刑法中，有些犯罪只能由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構成，這其中既有自然身份，也有法定身份，如貪污罪的主體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瀆職罪的主體必須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等。同時，身份的不同，也會影響到刑事責任的輕重。

在民法中，有些損害賠償責任的主體也是應當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如醫療損害事故的責任主體，應當是具有合法醫療資格的單位或者個人。國家機關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致人損害的，責任主體應當是國家機關。這里所說的國家機關，指的是國家行政機關、權力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和軍事機關。一般來說，民法對特殊身份主體民事責任的設計，主要集中在面向社會公眾同時又是高風險的行業中。

如果深入考察，可以發現身份對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影響在立法政策上是不一樣的。在刑法上，如果某種犯罪必須由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構成，那么一般體現的是從重處罰的思想。而在民法上，如果某種侵權行為只能由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構成，那體現的則是從輕施加民事責任的思想。如對醫療損害賠償而言，其責任主體雖然是醫療機構或者醫療人員，但醫療行業由于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醫療人員所盡的注意義務是專業人員的注意義務，其標準遠高于普通人，因此其過失是一種抽象輕過失，是最輕的一種過失，所以對醫療責任而言，構成的起點較高，責任較輕。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仍在于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目的性和基本精神的差異。刑事責任意在懲罰惡性，特定身份的人犯罪，惡性更大，理當重罰。民事責任應當體現公正、公平，體現社會正義。對高風險的行業設計較輕的民事責任，體現了公平理念，于整個社會也都是有利的。

關于責任主體主觀方面

主觀方面的因素，無論對確定刑事責任還是確定民事責任都是具有一定意義的，但是，其重要性和內涵的差異也是相當明顯的。

對確定刑事責任而言，必須嚴格區分行為人主觀上是故意還是過失，以及故意和過失的具體類別。它們對確定犯罪是否成立，以及構成何種犯罪、施加何種程度的懲罰意義重大。行為人的主觀狀態不一樣，其主觀惡性就不一樣，因此決定了其應懲罰性不同，接受的懲罰應有所差別。所以，在處理刑事案件時，必須嚴格探究行為人的主觀狀態。

而在確定民事責任時，行為人主觀上的重要性就要遜色的多。首先，有些民事責任的確立，是不需要探究行為人的主觀狀態的。如我國民法規定的特殊侵權的民事責任中，有些實行無過錯的歸責原則，無論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過錯(故意或者過失)，均須承擔民事責任。此種情況，無論行為人的主觀狀態如何，對確定民事責任沒有影響。其次，即使行為人主觀上有過錯才需承擔民事責任的，一般也不再進一步區分行為人主觀上是故意還是過失。故意和過失在民法上統稱為“過錯”，這是因為民事責任的目的是彌補受害人受損害的民事權利，其貫徹補償性的原則。因此，行為人主觀上是故意還是過失，一般對其承擔民事責任的狀況不產生影響。

刑事責任主體和民事責任主體在主觀方面的不同，在刑事上的共同犯罪和民事上的共同侵權場合表現得尤為突出，影響重大。刑法上的共同犯罪，只能是共同故意才能構成。而民事上的共同侵權，兩個以上的行為人在主觀狀態上可能有以下不同的表現：1.行為人主觀上均為故意。此被稱為有意思聯絡;2.行為人中有的是故意，有的是過失，但損害結果是統一的;3.行為人均為過失，但造成的損害結果是統一的;4.在共同危險行為中，雖只有一人的行為造成了損害后果，但由于行為人均實施了相同的行為，視為有共同過錯，因此要對這一具體致害人不明的損害后果承擔連帶責任。由此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民事上的共同致害人的種類遠比刑事上的共同犯罪人的種類多得多。換個角度看，也說明出于補償受害人的需要，民事法律對于共同侵權態度嚴格。

不過，刑事責任主體和民事責任主體盡管對故意或過失的要求是不同的，但二者也有許多相同之處。更進一步的是，二者在理論上也應相互借鑒。這突出表現在過失問題上。刑法中把過失區分為過于自信的過失和疏忽大意的過失，而民法中則主要把過失區分為不同的程度，即根據行為人違反的注意義務的不同，把過失區分為重大過失、具體輕過失和抽象輕過失。這種注意義務和過失程度劃分的理論，筆者認為是相當科學的。作為以懲罰主觀惡性為主要對象的刑法，在過失犯罪的處理上引進這一理論應當是適宜的。

以上知識就是小編對“自然人作為責任主體的刑事和民事責任比較”問題進行的解答，當自然人作為責任的主體是，自然人承擔的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是不同的，兩種責任的性質存在差異。讀者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幫助，歡迎到律霸網進行法律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