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當前，婚前財產公證包括兩種形式：

第一種是未婚夫妻在結婚登記前達成協議，辦理公證;第二種是夫妻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達成協議，辦理公證。廣義的婚前財產公證還包括夫妻財產約定，即夫妻對婚后雙方所得財產的所有權歸屬等問題做的約定。從定義可以看出，婚前財產公證的最終實質作用是保護夫妻雙方的權益，使其不會因為身份的改變而使婚前個人財產的控制主體發生變換，從而可以減少家庭糾紛。更需要指出的是，從定義可知，婚前財產公證是男女雙方的協議行為，即使完全符合民法中的自愿原則，其公證行為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當今社會的爭議焦點就是婚前財產公證對婚姻感情的影響，從而引出對于婚姻，夫妻感情與夫妻財產兩者之間的重要性的比較問題。而筆者認為，婚前財產公證對婚姻的只有權益最終保障的積極影響，而不會有夫妻感情的消極影響。

婚前財產公證的實質作用是保障夫妻雙方的權益，那么公證行為與婚姻登記行為便沒有有本質上的區別。我國《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第1條明文指出：“為了保障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的實施，加強婚姻登記管理工作，保護婚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依法處理違法的婚姻行為，根據婚姻法和有關法律，制定本條例。”

②可見，我國實行結婚登記的意義主要有三方面：

一、保障社會主義婚姻制度的實行。二、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三、及時防止和懲治違反婚姻法的行為。婚姻登記采用了法律手段明確了婚姻雙方主體的身份;婚姻法律法規則明確了婚姻雙方主體的權利和義務;而婚前財產的公證行為則是婚姻當事人通過婚前協議對婚后責任的落實，同樣使得雙方當事人的權益得到切實的保障。婚姻法律法規盡力地保護婚姻當事人的權益，始終以當事人權益作為出發點，而婚前財產公證同樣能夠產生保障當事人權益的作用，所以筆者認為，婚前財產公證應該作為一項權利供婚姻當事人選擇性地行使，而不應該以婚前財產會破壞夫妻感情為由摒棄婚前財產工作，單純地認為婚前財產公證是對夫妻雙方的不信任。筆者總結，既然婚姻雙方當事人能夠接受婚姻登記，能夠接受婚姻的相關法律法規，那么應該同樣去接受具有保障權益效力的婚前財產公證，因為其效力是相匹配的。然而，當今產生爭議的本質問題是人們對新產生的婚前財產公證這一新事物的結束需要一個認識階段和適應的過程，故此，婚前財產公證所引發的感情與財產重要性的比較觀念并非是爭議的真正焦點，對婚前財產公證的接受過程的長短反而是當今社會上所討論的真正焦點。

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的統計：自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間，全國法院審理的離婚案平均每年遞增9.08%;僅1999年，全國法院審理的離婚案就達119.9萬件。據了解，這些離婚案中多數涉及財產糾紛。從數據的顯示可知，經濟發展帶動下的文化發展，人們對婚姻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婚姻的穩定程度已經呈直線下降，這也反映了當代人們對婚姻的自主操作權的空間越來越大，“速食婚姻”、“閃電婚姻”的出現頻率是越來越高，能否同意離婚不是兩者之間矛盾最尖銳點，而離婚后的財產分配才是原夫妻雙方持續爭執的焦點，最終聚焦在法庭的也是婚姻財產的糾紛問題。可以說，財產在人們潛意識不愿意讓其成為阻礙物的心態下，仍然客觀地存在著，而且其存在不僅僅是婚姻的障礙物，在某個特定的條件下，其便有化身為控制婚姻的操作體的現實可能性。故此，對于當代的婚姻，夫妻財產的地位必須得到全新觀念下的擺正，而不是片面的純碎的摒棄，更重要的是，夫妻財產應該需要相關程序使其在合法合理合情的前提下得到運作。

如今單純地比較婚姻中，感情重要還是財產重要完全失去了現實意義。因為思維主體已經發生了價值衡量標準的變化，再作以往簡單的比較可說是“無謂”!婚前財產公證行為的不斷出現，恰如其分地表明了當代婚姻雙方主體對財產在婚姻中的價值定位產生了更換意識。婚前夫妻財產的公證反而使夫妻的感情得到了保障，因為財產公證行為使婚姻從純粹的感性行為進化為理性行為，即如社會學家所說，婚姻是人們感情發展的高級形式，婚前公證則體現了現代人對自己今后婚姻生活的高度理性。一旦婚姻附上理性分析，婚后問題在能夠預料并提前解決的前提下，婚姻進程可謂是順利進行，甚至將永久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