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的環境法制由于資源環境壓力增大和進一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要求而面臨著新的重大挑戰。這個挑戰提出的核心問題是：我國的環境法制建設如何更好地服務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來自經濟基礎的客觀要求？在這個挑戰面前，作為我國環境法制建設事業的重要參加者，環境資源法學者應當如何思考我國環境法制的發展？本人認為，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清醒地看到和深刻地理解資源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制約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這個重要事實；二是為克服這個瓶頸問題而從法律的角度提出有效對策。在當前情況下，我國環境法制建設可以而且最應當做的是為下述三大問題的解決做出貢獻：

一、政府落實科學發展觀；

二、克服環境管制的政府失靈”；

三、建立和加強對行政部門影響環境的行政行為的社會監督。

這三大問題是相互緊密關聯的。它們中任何一個問題的最終解決都同另外兩個問題的解決相關。這些問題都鮮明地體現了我國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發展對上層建筑提出的新挑戰。它們都觸及重大的深層次問題，需要我們繼續以實事求是、改革開放的精神和勇氣來對待。這三個問題如果得到比較好的解決，我們所追求的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目標就能夠實現。

一、以環境立法推動政府落實科學發展觀

胡錦濤總書記2007年6月25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中指出：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繼承和發展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發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1]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發展必須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的目標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但從我國當前的環境管理狀況看，科學發展觀在政府各部門和各級的落實存在比較大的問題。自2005年國家環保總局掀起令30個建設項目暫停的環保風暴”以來，為制止嚴重違反環保法的種種現象，國家環保總局接連采取設立區域環境監察中心”、區域限批”、行業限批”、流域限批”等一系列行政措施，把它在行政自由裁量權范圍內的行政管制權力幾乎用到了極限。如果我們對這些案例作一考察，就可以發現，在種種環境違法現象的后面都有政府的身影，都涉及政府的不當行政行為。例如，2005年的環保風暴”所針對的，主要是電力主管部門所主管的建設項目違反環境影響評價法律規定的行為。2007年1月首次采用的區域限批”和行業限批”措施所針對的，是河北省唐山市、山西省呂梁市、貴州省六盤水市、山東省萊蕪市4個行政區域和大唐國際、華能、華電、國電4大電力集團的除循環經濟類項目外的所有建設項目的違反環評規定的行為；2007年首次采用的流域限批”，針對的是長江、黃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部分水污染嚴重、環境違法問題突出的6市2縣5個工業園區；同時采取的企業掛牌督辦”針對的是這些流域內32家重污染企業及6家污水處理廠。2007年5月太湖藍藻爆發，致使無錫市居民的飲用水出現危機。這場危機暴露了太湖沿岸各地政府多年來在利用和保護太湖上的失誤。據律霸網2007年7月6日的一篇附有圖片的特稿報道，今年5月26日，國家環保總局檢查組到安徽蚌埠鮑家溝檢查，一群當地百姓跪倒在檢查組面前，請求檢查組督促地方政府切實解決污染問題。據反映，當地村民為了污染問題已經上告了10年，市里來查過、省里來查過，可就是不斷地查、不斷地排污”。[2]上述種種現象表明，不論是在中央政府還是在地方政府，科學發展觀的落實仍然是一項緊迫而艱巨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