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我國當前，農民和民工作為一個階層，相對于城市居民而言，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許多領域受到了差別對待。無論是從馬克思關于自由的內在限制和外在限制的觀點看，還是從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一般進程看，甚至從對社會分層持積極解釋立場的功能主義理論看，這些差別對待都是不合理的，都是阻礙和制約社會進步的落后的上層建筑，因此它們構成了法律上的不平等。從經驗現實的角度看，這些差別對待導致了一系列的危害深遠的社會弊端，例如限制了農民和民工個人及其子女的全面發展，破壞了社會的信任與合作，危害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等等。這些弊端也從反面證明了社會公正與平等的重要意義，突顯了當前平等保護農民和民工各項權益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關鍵詞：農民，民工，階層，平等，差別對待，權利保護

一、問題的提出

平等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愿望，是現代法律所中介的基本價值，在我國當前，平等也是法制現代化的核心內容之一。然而，無論是古代社會，還是“文明的”現代社會，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不平等現象，它們或者是公開宣稱并制度化了的不平等，或者是在形式平等掩蓋下的實質不平等。對于這些不平等現象，它們是以何種具體形式表現出來的？它們得以產生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評價它們？這些問題為古往今來許多思想家所苦苦思索，也是我們當前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需要探討的。

當前，我國的農民問題十分嚴峻，這個問題的每一個動向都受到高層領導和學者們的密切關注。江*民同志曾多次在黨內會議上表示，一想到農民問題他就“常常睡不著覺”；［1］在本屆政府中，溫家寶總理將農民問題列為政府要解決的僅次于“非典”的第二大問題。由此可見，農民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民工問題是和農民問題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一個問題。同樣，民工在城市中的遭遇也與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非典”事件和孫*剛事件提升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的看法。

本文試圖將上述兩方面的問題結合起來，從法律與平等的視角探討農民、民工權益的保護問題。具體地說，本文將探討：農民和民工作為一個階層，他們是否受到了差別對待？受到了哪些差別對待？這些差別對待是否構成了制度性的歧視或者法律上的不平等？我們如何評價這些不平等？

二、作為一個階層的農民和民工

農民是我國社會中的一個階層，民工則是從這一階層中分化出來的一個群體，在某種意義上，它已經具有了特定的身份內涵，既可以看作農民階層的一部分，也可以看作是一個獨立階層。為了說明農民和民工階層的地位和身份含義，需要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階層狀況。

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社會有著相對穩定的階層劃分，社會成員首先劃分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非農業人口又進一步劃分為工人和干部。這種劃分部分地是基于職業的，因為工人、農民和干部從事著不同性質的工作。其次，這種劃分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身份性的。因為一方面，不同階層之間的流動非常困難，從農民變成工人，或者從工人變成干部都十分艱難，在比例上是很小的，尤其是農民變成工人或者干部，幾乎成了“鯉魚跳龍門”，因此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工人、農民和干部的分屬具有終身的性質。其次，這種身份歸屬不僅及于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子女的身份。干部、工人的子女即使沒有升學、參軍的特殊資歷，也可以加入城鎮待業青年的行列等待獲得工人的職業；而農民的子女天然就是農民，他們可以改變自己身份的渠道是升學或參軍，但是這在相對比例上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對于子女來講，他們的身份是先天的，宿命性的，他們向上流動的希望十分渺茫。此外，我們說這種劃分是身份性的，還因為，農民、工人或干部的歸屬同時意味著許多和職業性質沒有必然聯系的特殊地位，比如居住地區、各種福利政策、子女就業等等。之所以說農民、工人、干部形成階層，還因為這三個群體在資源控制、收入與生活水平、社會聲望等方面都形成了相當的差異，在這三個方面，干部明顯優于工人，工人明顯由于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