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7年現行刑法制定以來，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發生巨大變化，有必要對量刑的數字化標準作出相應調整。”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律師朱列玉準備提交的《關于修改〈刑法〉中貪污受賄犯罪不合理量刑規定的議案》呼吁，應根據社會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對貪污受賄量刑標準進行修改，并建議每五年對量刑標準作調整。

建議1

貪污十萬處一年徒刑

而朱列玉的議案指出，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從1997年的5160元增長至2011年的2181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也由2090元增長至6977元，實際分別增長了3.23倍和2.34倍。但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仍按照1997年刑法的“貪污十萬以上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規定量刑。“這明顯表現出刑罰過度供應。”朱列玉說。

“1997年刑法規定的‘十萬元’基數相當于當時農民年收入的近50倍，相當于城鎮居民年收入的近20倍。從購買力角度考慮，現在的‘十萬元’大致相當于1997年的‘一萬元’。”因此，他建議將刑法中關于個人貪污受賄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修改為個人貪污受賄十萬元以上的，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他同時建議，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和物價指數等因素，每五年對貪污受賄犯罪的量刑標準做相應的調整。

建議2

有期徒刑最高至40年

“根據現行刑法規定，犯單罪的有期徒刑期限，除刑法第五十條、第六十九條規定外，為六個月以上十五年以下。”議案表示，目前單罪的有期徒刑最高刑期設置過低，導致貪污受賄犯罪如在有期徒刑幅度內量刑，會存在量刑失衡的問題。

議案舉例稱，云南思茅地區景谷縣縣委書記謝武衛受賄10萬元判處10年，青海省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總經理孫多康受賄168.6萬元判處10年，兩者受賄數額相差將近16倍，量刑卻完全相同。“這種結果不僅犯罪者本人無法接受，社會民眾對此也無法理解。”朱列玉說。

他建議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對貪污受賄犯罪的量刑格以及量刑具體標準進行調整，即貪污受賄罪按每貪污受賄十萬元量刑一年作為基本量刑標準，并將貪污受賄犯罪單罪的有期徒刑最高期限延長至40年。

建議3

死緩改無期徒刑流放

議案表示，死緩作為我國獨創的一種刑罰制度，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刑法》中關于死緩犯執行死刑的條件由“抗拒改造，情節惡劣”修改為“故意犯罪”后，死緩制度逐漸成為名不副實的生命刑。

議案具體分析道，死緩犯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實施故意犯罪能力已經因為監獄的嚴格看管而基本喪失。而屬于判處死刑范疇的死緩，是導致我國死刑判處率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

“死緩犯的犯罪行為較之應當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行為要嚴重，但較之應當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犯罪行為又要輕。”對此議案建議，將死刑緩期執行改為無期徒刑加流放刑，“將死緩犯判處無期徒刑另處流放刑，關押到國家指定的西北沙漠、戈壁灘上條件艱苦的監獄中服刑，在起到在無期徒刑基礎上增重刑罰作用的同時，也能大大降低我國死刑判處率，體現我國限制適用死刑的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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