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偽造貨幣，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等犯罪案件在各地時有發生，部分地方制販假幣的犯罪活動十分猖獗，呈現出數額大、專業化、集團化的特點。這些犯罪行為不僅侵犯了國家的貨幣管理制度，也嚴重侵犯了貨幣的信用，司法實踐在嚴厲打擊此類犯罪行為的同時，也遇到了一些法律適用上的問題。

一、關于罪名的確定

假幣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往往不只實施一種犯罪行為，而是實施數個相關行為。有的既偽造貨幣，又變造貨幣;有的偽造貨幣后，又出售、運輸或者持有、使用。從理論上講，偽造貨幣罪與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罪以及持有、使用假幣罪的罪名比較容易區分，但司法實踐中，行為人既實施偽造貨幣行為，又實施出售、運輸假幣以及持有、使用假幣的行為，這些行為如何確定罪名，看法各不相同，存在爭議，有的表述為出售、購買或者運輸偽造的貨幣罪;還有的表述為買賣、運輸偽造的貨幣罪。我們認為，在確定此類罪名時應注意以下原則：

(1)對同一起假幣案件，行為人實施了法律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行為，應根據行為人所實施的數個行為，按照相關罪名，依照刑法規定的排列順序并列確定罪名，數額不累計計算，不實行數罪并罰。

(2)對不同起假幣案件，行為人實施了法律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行為，并列確定罪名，數額按全部假幣面額累計計算，不實行數罪并罰。

(3)對同一起假幣案件，行為人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行為，擇一重罪定罪處罰。

(4)對不同起假幣案件，行為人實施了刑法沒有規定為選擇性罪名的數個犯罪行為，分別定罪，實行數罪并罰。

二、關于假幣犯罪的既遂與未遂

假幣犯罪的既遂與未遂，因其罪名各異而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看法。關于偽造貨幣罪的既遂標準，理論界和實務界有以下幾種觀點：有的以偽造行為的完成與否作為既遂與否的標準;有的以幣券是否達到使一般人足以誤認為其為真幣之程度為標準;有的以偽幣是否進入流通領域為標準。我們認為，偽造貨幣罪屬行為犯，只要行為人實施了偽造行為，并且偽造出了貨幣，即構成偽造貨幣罪的既遂。在偽造過程中(假幣尚未偽造出來之前)，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將假幣制造出來，是未遂。對于制造、銷售偽造貨幣的印刷版、膠片、模具或者其他偽造貨幣的工具的，不認定犯罪數額，以偽造貨幣罪定罪，根據犯罪情節量刑。對于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罪的既遂標準，有人認為，只要行為人將出售、購買或者運輸之行為實施完畢，即構成既遂。但出售、購買或者運輸行為，也存在因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把行為實施完畢的可能。因此，不能認為行為人一著手實施出售、購買或者運輸偽造的貨幣的行為就構成既遂。我們認為，本罪屬選擇性罪名，行為人只要將其中任何一種行為而不是三種行為實施完畢即可構成既遂。運輸假幣的只要實施了運輸假幣的行為，即構成運輸假幣罪的既遂。購買假幣的，只要實施了交易行為，即構成購買假幣罪的既遂。至于出售方是否取得錢財，購買方是否實際占有和控制假幣，均不影響既遂的成立。關于持有、使用假幣罪的既遂標準，有人認為，持有假幣的行為人，只要對假幣有故意占有狀態，且無證據證明其有偽造、出售、購買、運輸、走私偽造貨幣的嫌疑，即構成持有假幣罪的既遂。使用假幣的只有完成交付時，才構成既遂。我們認為，持有假幣罪作為一種“持有型”犯罪，無未遂狀態，使用假幣罪屬于行為犯，只要行為人一著手使用即構成既遂。

三、出售假幣被抓獲對現場之外的假幣及出售、購買假幣的中間人如何定性

出售假幣，是指將本人持有的假幣有償地轉讓給他人的行為。通常以低于假幣的票面額來出售，出售假幣既可以是假幣與真幣之間的交易，也可以是假幣與實物間的交易。不論是行為人自己的偽造假幣予以出售，還是購買別人的假幣予以出售，都構成出售行為。購買假幣，是指用較少真貨幣換取較多的假貨幣，也可以是較少的商品換取較多的假貨幣。出售假幣被抓獲對現場之外的假幣應如何定性?我們認為，在出售假幣時被當場抓獲的，現場被查獲的假幣均應認定為出售假幣的犯罪數額。現場之外另查獲的假幣，應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處理，有證據證明另外被查獲的假幣是用于出售的，全案定出售假幣罪;如沒有證據證明另外被查獲的假幣是用于出售的，也沒有證據證明是購買或偽造的，則分別定出售假幣罪和持有假幣罪，實行數罪并罰。

出售與購買假幣的行為均構成犯罪，依刑法理論，這種行為屬于必要共同犯罪中的對偶犯，沒有出售行為也就沒有購買行為，購買行為也依出售行為而存在。通常情況下，出售與購買之間往往是面對面的交易，并沒有中間環節，但大宗復雜的出售與購買假幣犯罪案件，出售人與購買人并非正面接觸，而是通過中間人來完成出售與購買活動。對出售與購買行為的中間人如何定性呢?我們認為，如果中間人受出售人的委托或與出售人事前合謀，再去尋找出售對象，對中間人應以出售假幣罪共犯論處。如果中間人受購買方委托或者與購買方事前通謀策劃，再尋找購買對象，對中間人應以購買假幣罪論處。如果出售與購買人之間沒有找中間人的合意，而是共同找到中間人讓其尋找購買與出售對象，中間人的行為完成了假幣的出售與購買，那么對中間人應以出售、購買假幣罪論處。

四、使用誤收的假幣如何定性

有些人把假幣當做真幣誤收，后來并沒發現是假幣，在購物時當真幣繼續使用，因其主觀上沒有使用假幣的故意，因而不構成犯罪。但有些人在使用貨幣買賣過程中誤收假幣，事后明知是假幣而故意使用的行為如何定性，在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有不同的認識。有的主張-不構成犯罪。該說認為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多是為了貪圖便宜或挽回自己所遭受的損失，不論從主觀還是從客觀危害來看，都比較輕微，這只是一種違法行為，應由行政主管部門給予行政處罰。有的主張構成詐騙罪。該說認為明知是假幣而故意使用的行為具有明顯的詐騙性質，如果數額較大，后果嚴重，可以詐騙罪論處。如果數額較小，可予以行政處罰。有的主張構成販運偽造的國家貨幣罪。該說認為凡誤收偽造的國家貨幣，在收受后察覺是偽造的，如果故意使用偽造的國家貨幣，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應以販運偽造的國家貨幣罪論處。有的主張構成類推適用販運偽造的國家貨幣罪。該說認為“行使”不能等同于“販運”，但比較起來，行使、使用假幣行為與販運偽造的國家貨幣罪最相類似，因而可類推適用假幣行為偽造的國家貨幣罪。通過對上述4種觀點進行分析，不難看出，各種觀點既有合理之處，也有一定的不足。對誤收假幣而故意使用一律不作犯罪處理，是不妥的，這種觀點不利于有效遏制偽造貨幣和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等犯罪活動。主張構成詐騙罪沒有注意到二者所侵犯客體的不同，以詐騙罪論并不合適。主張構成販運偽造的國家貨幣罪和主張類推適用販運偽造的國家貨幣罪注意到了上述行為與詐騙罪侵犯客體的不同，但忽視了上述行為與販運貨幣行為客觀方面的差異，因而也是不可取的。那么，對誤收假幣后而故意使用，達到犯罪程度的行為如何定性呢?我們認為，誤收假幣而后故意使用，其實質上仍是一種行使、使用偽造貨幣的行為。對誤收假幣后故意使用的行為，除主觀惡性小、情節輕微、數額不大不以犯罪論處外，對達到一定數額標準，社會危害性嚴重的，應以使用假幣罪論處。但較直接使用假幣行為在量刑上應酌定從輕。

五、單位能否構成偽造貨幣及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罪的主體

根據刑法第一百七十、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偽造貨幣罪和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即已滿16周歲，具有辨認、控制能力的自然人才能構成，單位不能成為上述犯罪的主體。但隨著偽造貨幣犯罪不斷增加，數額越來越大，偽造貨幣的手段已從原始的手工刻畫、蠟板刻印等方法發展到彩色復印、電子制板、機器制造等方法，現在又出現了電子掃描制版印刷、凸板印刷的假幣，其逼真的程度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這種高科技制出的假幣，絕非一般制假者所能完成，有規模有組織的偽造貨幣，不排除取得合法資格的單位所為。為了不放縱犯罪分子，將單位納入偽造貨幣罪的主體是完全必要的。依據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之規定，單位和自然人均可構成走私假幣罪，如行為人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購走私進口的偽造貨幣，或者在內海、領海運輸、收購、販賣偽造的貨幣，仍按走私假幣罪論處，自然人和單位均可構成。如行為人間接向走私者收購偽造的貨幣，或者在內海、領海以外地區運輸、收購、販賣偽造的貨幣，則按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罪論處，本罪只能由自然人構成，單位不能成為本罪的主體。但兩罪在行為方式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同是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的行為，可由單位與自然人實施，或僅能由自然人實施，其差別在于是否逃避海關監管，是直接收購還是間接收購，以及是否在內海、領海出售、購買來界定，筆者認為這樣立法是不妥的。單位既可以構成走私假幣罪的主體，如參與出售、購買、運輸偽造的貨幣，同樣也可以構成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罪的主體。從國外立法例來看，有的國家也規定了單位可以構成偽造貨幣及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罪。如于1994年生效并實施的《法國刑法典》分則第二章第442-14條的規定即是一個典型立法例。筆者建議，為了有效地遏制假幣犯罪，將單位納入偽造貨幣及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罪的主體，即單位構成偽造貨幣和出售、購買、運輸假幣罪的主體。

適用數罪并罰的規定。如果讀者有其他的法律問題需要援助的，可以到律霸網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