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被告人白某，某農行信貸科科長，國家工作人員。被告人馮某，個體戶。白、馮系中學同學，曾有過戀愛關系。被告人黃某，某農行出納員，非國家工作人員。1998年1月12日，馮某因欠下賭債，對方逼債甚急，雖找到白某，假稱其經營的小商店急需一筆資金周轉，要白通過農貸形式幫其貸款5000元。因馮不具備申請農業貸款的條件，白無法幫其辦理。但白又礙于舊情，不忍讓馮失望，遂從自己保管的農貸款中拿出5000元借給馮，并告訴馮，此款是向別人借的，必須在十日內歸還。馮拿到這筆錢后，又取賭博，贏得20000元，還去賭債后，尚余15000元，便于借款后的第三天如數歸還了白5000元。1998年2月16日，被告人馮某因缺少賭資，又去欺騙白某說，他聯系好了一批貨轉手倒賣便可賺萬元以上，但尚欠8000元貨款未能湊足，要求白再給借8000元，并表示半月后一定歸還。白見前次借款馮很講信用，便準備再次給馮某解一時之困。這次，白明確告訴馮：“事實上，上次的5000元錢，就是我從公款中取出的。這次，我信任你，再從公款中借8000元給你，但你一定要在半月內歸還。否則，我將被連累。”馮說：“你盡管放心，我一定即使歸還。”后白從公款中又取出8000元給馮，馮將此款用于賭博全部輸掉，無法歸還。白連連催馮還款，馮均編造借口搪塞。后來，被告人馮某起了賴帳不還的歹念，并決定“干脆害人就害到底”。于是，在3月15日白再次向其催款時，馮又編造借口，要求白再挪用10000公款給他周轉，并信誓旦旦地向白保證到3月25一定連舊債一起還清。此時，白認為自己已沒有太多的選擇余地，只得抱著希望馮到時能守信的幻想，于3月18日再次從公款中挪用10000元借給馮。馮在騙得這筆公款時，于3月20日攜款潛逃。3月底，被告人黃某知悉了被告人白某挪用公款的事實，便以此為要挾，要求白也幫他挪用12000公款歸還其所欠賭債，否則即向有關部門告發白的犯罪事實。白出于無奈，只得答應黃。黃-遂化名王某某，以農貸的形式挪用了12000元公款，白在貸款合同上欠了字。4月初，某農行核帳時，被告人白某、馮某、黃某案發。[①]二、疑難問題在本案中，被告人白某、馮某、黃某共挪用了四次公款。對這四筆公款，能否追究有關被告人共同挪用公款的罪責，爭議很大：（1）第一筆5000元公款。有人認為，被告人馮某編造口實，非法取得公款并用于賭博；被告人白某利用其職務便利，擅自將公款借給被告人馮某使用，因而二人已構成共同的挪用公款罪。有人則認為，對被告人馮某而言，其雖然在客觀上非法使用了公款，但他在主觀上不知該款系被告人白某利用職務便利挪用的公款，因而其缺乏挪用公款的故意，更不存在與被告人白某共同挪用公款的故意，因而不能與白構成共同的挪用公款罪，也不存在構成其他犯罪的可能；對被告人白某來說，她的確利用職務便利挪用了這筆公款，且這筆公款被被告人馮某用于賭博之非法活動，但由于她因受馮欺騙，并不知道這筆公款的用途，而以為馮是將之用于合法的經營活動，因而白的這一次挪用公款行為應屬于“營利活動型”挪用公款行為，但因所挪用的數額尚未達到法定之“數額較大”的標準，所以其行為既不能構成單獨的挪用公款罪，也不能與被告人馮某一起構成共同的挪用公款罪。（2）第二筆公款8000元。有人認為，被告人白某、馮某雖然都有挪用公款的故意，但因他們挪用公款的各自用意不同，因而不存在挪用公款的共同故意，不構成共同的挪用公款罪；有人則認為，被告人白某、馮某對挪用的公款的用途雖然認識不一致，但在挪用公款上，他們仍存在無可否認的共同認識和意志，換言之，他們仍存在挪用公款的共同故意，只是，因為被告人白某的行為從客觀方面看尚不具備挪用公款罪的構成條件（其挪用公款用于營利活動的數額尚未達到10000元之法定標準），因而，馮某不能與白某構成共同的挪用公款罪。對被告人馮某能否單獨構成挪用也有不一致的認識。有人認為，馮某的行為不能單獨構成挪用公款罪，理由是他不具備挪用公款罪的主體要件；有人則認為，馮某的行為可以構成挪用公款罪，他成立的是挪用公款罪的間接正犯。（3）第三筆公款10000元。有人認為，對這筆挪用款，應當由被告人白某、馮某共同以挪用公款罪承擔刑事責任；有人則認為，應當依白、馮二人的行為各自的主客觀特征的不同分別以挪用公款罪、詐騙罪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4）第四筆公款12000元。對這筆公款，應當由被告人白某、黃某共同承擔刑事責任，對此，不存在什么疑議。但是，應當以何種罪名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呢？有人認為，對白、黃二人都應定挪用公款罪；有人認為，對白、黃二人都應定挪用資金罪；還有人則認為，對白、黃應當分別定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資金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