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于法治、權力制約及保護環境資源和公民環境資源權益的目的，一些國家從實際損害的適用范圍、環境資源行政司法審查的范圍、非直接利害關系人的起訴權、環保及其他社會團體的起訴權、當代人代表后代人的起訴權五個方面不同程度地放寬了對環境資源行政起訴權的限制。為了與WTO法律框架中環境保護及與環境保護相關的其他規則接軌，我國有必要借鑒國外的成功做法，在結合自己國情的基礎上有步驟地彌補環境資源立法的缺陷，放寬對環境資源行政起訴權的限制。關鍵詞：起訴權；實際損害；司法審查；利害關系人；環境團體；后代人用司法審判來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是現代各國法治的成功經驗，一般說來，司法審查的范圍越大，原告的資格范圍就越寬，相應地，該國行政管理相對人的行政起訴權就可以得到越完備的保護。由于環境資源損害具有廣泛性、積累性、持久性和恢復的困難性等特點，許多國家出于法治、權力制約及保護環境資源和公民環境資源權益的目的，不同程度地放寬了對環境資源行政訴訟起訴權的限制。一、國外環境資源行政起訴權的晚近發展（一）延展實際損害的適用范圍傳統的環境資源行政訴訟判例法和成文法把受到實際的損害規定為原告行使起訴權的前提。20世紀中期以來，在日益嚴重的環境資源問題和日益高漲的環保運動的壓力下，環境資源行政損害認定的條件在一些國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放寬，實際損害延展到了經濟損失、人身傷害以外的其他損失領域。在判例法方面，以美國為例，把實際的損害加以擴展的典型案例是美國訴反對管理機關程序的學生案（簡稱SCRAP案）。在該案中，5名法學院的學生聯名對聯邦州際商業委員會起訴，反對該委員會批準鐵路部門征收2.5%的附加運費的決定。他們認為，增加運費可能使得一些可以利用但經濟價值不大的資源（如小樹枝）不能從資源產地運出去，導致浪費，而整個社會的資源需求量卻沒有減少，從而會引起伐木、采礦活動和垃圾的增加。這項決定不僅會危害他們享用華盛頓山區自然環境的利益，還會危及國家的環境資源質量。最高法院認為原告受到了“特定和可察覺的損害”，且應把這種損害納入實際損害之列。從而確認了原告的起訴權。[1]在這個判例的影響下，美國的法院現在可以因原告受到“美學上的損失”、“可能的損害”或“特定和可察覺的損害”等所謂的實際損害而確認其行政起訴權。[2]在制定法方面，一些國家的環境資源基本法和各單行環境資源法律法規不同程度地突破了傳統的實際損害規定的限制。比如美國《聯邦水污染控制法》第1369條第2款第1項規定：“對局長的這些行為的復審，可以由任何有利害關系的人向直接受該行為影響的此人定居地……提出申請。”“影響”的措辭就說明經濟損失、人身傷害以外的其他損害或影響均可以成為法院確認環境資源行政起訴權的理由。瑞士把對公共環境的損害納入到了民事和行政責任的領域，公民和社會團體可以基于自己對公共環境所享有的某些權益受到實質性或某些非實質性的影響享有行政起訴權。[3]為了保護集體的經濟和環境利益，其權益受影響或者法律規定的公司、協會或者組織享有原告資格。[4]（二）承認非直接利害關系人的環境資源行政起訴權傳統的環境資源行政訴訟法一般均規定，原告必須是與某一行政行為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即行政行為的直接當事人、受害人或實際受影響人。[5]這一限制起訴權的規定難以滿足現代環境資源行政法追求的價值目標。因為，在環境資源行政行為的直接利害關系人不敢或不愿提起行政訴訟的情況下，法院按照“不告不理”的原則可以不予受理；而一些受到行政行為間接侵害的人由于缺乏訴訟法上的起訴資格依據而難以起訴。這種規定既不利于法院糾正行政機關的違法行為，也不利于公共環境資源的保護。因此有必要把環境資源行政行為的非直接利害關系人納入原告的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