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劃清綁架罪與非法拘禁罪的界限。近幾年來，社會上出現了因債權債務關系引起的“人質型”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案件，即以強行扣押“人質”的方式，脅迫他人履行一定行為為目的的違法犯罪行為。“一定行為為目的”，實踐中大多是健債款，要求“以錢換人”。這種行為從形式上看與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的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綁架行為很相似，但實質上有很大區別：第一，犯罪目的不同。前者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后者以逼索債務為目的，以扣押“人質”作為討還債務的手段。第二，犯罪對象不同。前者以綁架的人自身完全無過錯，而后者以綁架的“人質”大多自身有過錯(如欠債不還)，甚至有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也有的純屬索然無辜。因此，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三款明確規定，“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的規定處罰。

3、正確認定偷盜嬰幼兒的犯罪性質。對于偷盜嬰兒的案件，應當按偷盜嬰幼兒的目的不同，分別定罪。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以勒索財物為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應當以綁架罪定罪，并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鏀。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一款第(六)項的規定，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則應當以拐賣兒童罪定罪，并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4、劃清一罪與數罪的界限。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將被害人殺害后勒索財物的行為，是定一個罪還是定兩個罪，認識和做法都不一致。例如，被告人蘇XX為勒索錢財，于1993年11月29日將其堂倒蘇X(11歲)誘騙至偏僻無人處殺害，爾后向蘇X的家長投送匿名恐嚇信，勒索得款2萬元。某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綁架勒索罪，判處被告人蘇XX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訴。XX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對此案是定一罪還是兩罪，看法有分歧。一種意見主張-定綁架勒索一個罪。理由是：上訴人在綁架他人之后實施殺人的行為，屬于“撕票”行為，可作為綁架勒索罪中“情節特別嚴懲”的行為予以從重處罰。另一種意見主張-定綁架勒索和故意殺人兩個罪，實行并罰。理由是：“撕票”是指行為人勒索財物未逞后殺害“人質”的行為。而本案上訴人在勒索財物之前就殺害了“人質”，殺人是為了滅口。上訴人實施的殺人行為與綁架勒索行為，如同在搶劫過程中行為人為滅口又將被害人殺害一樣，是出于兩個故意，觸犯了兩個罪名，故應定兩個罪。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關于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答》中，只規定了綁架勒索罪的客觀方面是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他人的行為，而不包括殺害被綁架人的行為在內。我們贊同前一種觀點。第一，行為人綁架他人的目的雖是為了勒索財物，但這種犯罪侵犯的不僅是被害人的財產權利，而且首先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包括健康和生命權利，所以臺灣刑法又稱此種犯罪為“擄人勒贖”罪。第二，使用暴力、脅迫的手段綁架他人是本罪在客觀方面的重要特征。使用暴力、脅迫手段所造成的后果，就包括在綁架“人質”過程中可能導致“人質”死亡，或者出于滅口等動機將“人質”殺害在內，所以這種犯罪的人身危險性很大。第三，本罪在主觀方面的故意。但這種故意屬于概括的故意，既包括勒索財物的故意，也包括危害“人質”的故意，而不僅僅是勒索財的故意。概括知音的犯罪對象是不確定的，它只要求行為人對犯罪的事實有概括的認識就可以構成故意犯罪，并不要求行為人明確犯罪結果發生有什么對象上。第四，鑒于綁架勒索罪的社會危害性很大，因此法定刑很重，起刑點就是十年以上;“情節特別嚴重的”則處死刑。將“人質”綁架并加以殺害，就屬“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之一。至于是在勒索財物以前還是勒索財物未逞之后將“人質”危害，屬于犯罪的具體情節，并不影響犯罪性質的認定。所以，不能以行為人“撕票”前后殺害“人質”，作為認定一罪與數罪的標準。此案雖然發生在1997年刑法修訂前，適用的是《決定》，但理由是一樣的。且1997年刑法已將“情節特別嚴重”具體改為“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既明確，又便于操作。因此，對于既綁架他人，又將被綁架人殺害的，只能定綁架一個罪，不能定綁架和故意殺人兩個罪，實行并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