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某礦山有限公司因違反勞動管理法律法規的規定，被勞動監察部門查處，勞動監察部門先后下達了《勞動保障監察責令改正決定書》和《勞動保障監察行政決定書》，對其作出了限期支付勞動者工資并加付50%的賠償金的行政處理決定，因該公司未自動履行義務，勞動部門遂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法院受理后經審查作出準予執行行政裁定。在執行過程中，該公司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訴，要求撤銷該行政裁定。

［評析］

本案中有兩個問題值得探討：一是被執行人若對人民法院作出的非訴行政執行準予裁定不服，應當以何種方式尋求救濟；二是人民法院對于被執行人提出的“申訴”異議，應當以何種方式予以答復。

一、對非訴行政執行裁定當事人救濟方式的慣常理解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稱《若干解釋》)第九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對行政機關申請執行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后，應當就是否準予強制執行作出裁定。根據行政訴訟法和《若干解釋》的規定，不服準予強制執行的行政裁定不能提起上訴，且也未規定可以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請復議，這就導致實踐中當事人（主要是被執行人）對準予執行的裁定不服卻找不到救濟途徑。

一般意義上理解，申請強制執行的非訴訟案件，都沒有經過人民法院的審判程序作出裁判，也就是說，其實體結論，即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行政法律關系中所確定的行政責任等均是人民法院之外的有關機構作出的。人民法院對提請強制執行的申請，并沒有作為訴訟案件進行審判，而是僅作非審判程序的審查，對這種未經審判的非訴裁定，人民法院無法按照審判程序進行再審。

首先，《若干解釋》對非訴行政執行案件規定的審查強度較低，只有明顯違法才能裁定不準予強制執行，如果設定上訴權和復議權的話，嚴格的訴訟程序中司法審查如適用三個方面的“明顯違法”的標準，顯然與行政訴訟法的標準有所沖突；其次，為滿足行政行為執行效率的要求，行政審判庭的審查往往比起規定的標準還要寬松；再次，對非訴行政執行案件，人民法院大多只是采用“重大明顯違法”的審查標準進行書面審查，并不去聽取被執行人的陳述及申辯，體現的是傳統的職權主義執行模式，上訴和復議審查程序對被執行人的原初申辯理由難以把握。

有人認為，若執行以后人民法院發現據以執行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讓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主體進行國家賠償就可以了。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具體行政行為經人民法院裁定準予強制執行后，執行就是司法執行而不是行政執行，如執行所依據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被執行人有權先行要求人民法院對據以執行的行政裁定的違法性進行確認，人民法院依據相應的程序作出處理后，如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主體申請執行時提供的執行依據違法，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該行政主體承擔責任。

二、現有法律框架內救濟途徑的現實選擇

對被執行人提出的不服非訴行政執行裁定異議，從案件審查的準確性、公正性上考慮，有必要設置一定的監督、救濟途徑，給予被執行人一個正當的可以普遍適用的救濟方式。

引入申辯制

為了彌補對申請執行的非訴行政案件進行書面審查單一做法的不足，人民法院在受理非訴行政執行案件后，先向被申請人送達“行政執行通知書”，明確告知被申請人如果對申請人的具體行政行為有異議，認為申請人辦案程序違法、查證的事實有出入等，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或口頭申辯。一般來說，非訴行政執行案件都是由于行政管理相對人逾期既不履行義務、又不起訴，而由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其具體行政行為引起的。此時相對人已喪失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但喪失了司法救濟權并不意味著喪失了申辯的權利，人民法院根據被申請人的申辯理由，通過審查核實后，再決定是否作出準予強制執行的裁定。這樣既有效地保護了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又有效地消除和緩解了被申請人的對立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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