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處罰”，即以搶劫罪定罪處罰。轉化型搶劫罪的主要特征：一是行為人先實施了盜竊、搶奪、詐騙犯罪行為;二是行為人在實施犯罪的現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對要抓捕他的人實施足以危及身體健康或生命安全的行為或者以將要實施這種行為相威脅;三是實施暴力或以暴力威脅的目的是為了抗拒抓捕、窩藏贓物或者毀滅罪證。

在我國刑法理論上，故意犯罪過程中的犯罪形態表現為兩種類型：一為犯罪完成形態，即犯罪既遂，一為犯罪的未完成形態，即犯罪預備、犯罪未遂與犯罪中止。搶劫罪作為故意犯罪的一種，在其犯罪行為發展過程中也有一定的階段性，必然同樣表現出上述不同的犯罪形態。那么，對轉化型搶劫罪是否也應以其不同的故意犯罪階段來界定其不同的犯罪形態呢，在司法實踐中，對此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不同的看法，筆者對這一問題略抒淺見。

為便于闡述，先看一則案例：被告人許某在公共汽車上行竊被失主發現，許某即當場把盜得的現金6000元交還失主，在失主不讓其下車的情況下，許某則以匕首相威脅，逼迫司機停車后逃跑，但仍被群眾抓獲。法院認為被告人許某在實施盜竊過程中，為抗拒抓捕而當場以暴力相威脅，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之規定，應以搶劫罪定罪處罰，且因為許某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實施搶劫，故對其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的刑罰。

在該案審理過程中，有人提出這樣一個觀點，被告人許某在實施盜竊后，被當場發覺就馬上把盜得的財物交還失主，其行為按我國當前刑法理論中認定盜竊既遂與否所采用的“失控加控制說”來判定，應屬盜竊未遂。則其為抗拒抓捕而使用暴力相威脅的行為，可以搶劫罪論處，但也應定為搶劫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罪從輕或減輕處罰。筆者贊同這一觀點，并認為對轉化型搶劫犯罪應改變以往均以既遂論處的做法，而應該區分其不同的犯罪形態，特別是對既遂、未遂作出界定，以正確判處刑罰。

首先從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的字面上看，是確定以第二百六十三條規定搶劫的罪名處罰，既然搶劫罪有不同的犯罪形態，那么在適用該條文處罰轉化型搶劫罪，也應有不同的犯罪形態，條文也未限制只能以搶劫既遂處罰。其次，從刑法理論上分析，對轉化型搶劫罪區分不同犯罪形態有以下理由。

一、罪刑相適應原則要求對轉化型搶劫犯罪應區分其犯罪形態。

轉化型搶劫也是故意犯罪的一種。故意犯罪過程中的各種犯罪形態，由于主客觀要件的不同，它們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很不一致，刑法對此也規定了不同的刑事責任。區分故意犯罪過程中的各種犯罪形態，是為了貫徹罪刑相適應的原則，研究它們的成立要件，區分此一犯罪形態與彼一犯罪形態的特征，以掌握對它們的處罰原則和立法精神，這樣，在審判有關這些犯罪形態的案件時，才能做到劃清界限，區別對待，正確定性和量刑。

我們就以前述案例作個分析比較，倘若被告人許某在實施盜竊后被失主發現，但不主動把贓款交還失主，而是直接以暴力相威脅，逼迫司機停車后逃跑，歸案后法院會如何判決呢?根據案情，綜合分析許某所犯罪行的主客觀要件，其也符合以下三個特征：

一是行為人先實施了盜竊行為;

二是行為人在實施犯罪的現場對要抓捕他的人以暴力相威脅;

三是實施暴力或以暴力威脅的目的是為了抗拒抓捕。

據此，法院仍會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之規定以搶劫罪對其定罪處罰。那么，被告人許某是否主動返還贓款，或者說盜竊行為是否既遂這一情節顯然對其最終構成的轉化型搶劫犯罪之定性量刑沒有任何影響，都是搶劫罪既遂，這樣如何做到罰當其罪?很明顯，許某能否主動把贓款交還失主，其犯罪主觀惡性、社會危害性都是絕對有差別的，特別是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征，社會危害性的程度中決定刑罰程度的主要因素，而沒有將這些因素納入定罪量刑的綜合考慮范圍，就不能在辦案中做到遵循罪刑相適應這一刑法根本原則。我國刑法的罪行相適應原則其中一層含義就是在對具體裁量刑罰時應嚴格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各自不同的種種情節以及行為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緊緊圍繞適用刑罰的目的，做到防止畸輕畸重，才能有效地同犯罪作斗爭。否則，輕罪重判，不能使罪犯心服，達不到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效果，而重罪輕判，罪犯將產生僥幸心理，也不能震懾社會上的不穩定分子，收不到一般預防的效果。故從罪刑相適應這一刑法根本原則上看，不對轉化型搶劫罪的犯罪形態進行區分是不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