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性質對地域管轄權的影響

孟慶彩

論文提要：合同糾紛的案件管轄問題歷來是訴訟當事人爭議的問題之一。造成當事人爭管轄的原因多樣，但是不外乎當事人趨利避害的心理在起作用。正確確定案件的管轄權是法院行使審判權的前提之一，也是正當程序的要求。法院對沒有管轄權的案件，即便在實體判決上完美無暇，也難以讓人信服。而由于合同糾紛性質的多樣性，其管轄存在的問題尤其突出。本文分析了當事人爭法院管轄權的原因以及合同性質對管轄權的影響。從訴訟標的的角度以及合同構成要件出發，對容易混淆的幾類合同進行區分并說明這種區分對確定案件管轄權的意義。

問題的提出： A縣的甲和B縣的乙簽訂合同，約定甲向乙訂購配電箱，由乙做好后送貨到甲所在的A縣，雙方同時約定了其他合同條款。合同履行期限已至，但是乙沒有向甲交貨，于是甲向A縣人民法院起訴乙，要求乙承擔違約責任。在答辯期內，乙提出管轄權異議，認為雙方之間的合同屬于加工承攬合同，雙方的糾紛應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加工承攬所在地的B縣人民法院受理，請求將案件移送B縣人民法院審理。甲認為雙方簽訂的是買賣合同，合同約定了交貨地在A縣，A縣屬于合同履行地，因此，A縣人民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同樣一份合同，甲和乙對合同性質的理解不同，在案件管轄問題上產生了爭議。那么，甲和乙為什么要選擇管轄的法院？同是中國華人民共和國的法院，適用同樣的法律，選擇不同的法院審理對當事人有何好處？在合同糾紛中，合同性質對案件的管轄有何影響？這些都是在司法實踐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 管轄概述

民事訴訟的管轄是指確定法院之間受理第一審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權限。其中確定上下級法院之間的管轄為級別管轄，確定同級別人民法院之間的管轄為地域管轄。只有確定了案件的管轄權才能使審判權得到具體的落實，防止出現法院之間互掙管轄權或者互相推卻管轄權的情況，便于當事人起訴和應訴。

我國地域管轄的一般原則是按照當事人所在地與法院轄區之間的關系來確定案件的管轄法院，普通的地域管轄適用“原告就被告”的原則。同時，根據某些訴訟的特殊情況，民事訴訟法規定了特別地域管轄。

特別地域管轄是指根據訴訟標的或訴訟標的物所在地及被告住所地來確定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有的教材將特別地域管轄定義為“根據某些訴訟的特殊情況而從訴訟管轄上做出特別的規定，主要是以訴訟標的所在地、法律事實所在地以及被告住所地來確定案件的管轄。” 確定地域管轄的一般原則是“兩便原則”，即便于當事人起訴和應訴，同時便于人民法院對案件的審理。

在政治體制實行聯邦制的國家中，當事人選擇管轄權是一種以選擇法官或者法院為目的的訴訟策略，也是此種體制下律師的訴訟技巧所在。原因就在于聯邦制的國家內法律并不完全統一，存在司法沖突，不同的法院對同一案件的審理結果可能大相徑庭，當事人可以在選擇法院過程中獲得訴訟利益。這種狀況尤其表現在國際私法或者諸如美國等聯邦制國家的訴訟中。在這些司法領域，當事人只要能找準連接點，可以通過管轄權的確定為自己爭取有利的判決結果。

與一些聯邦制國家不同，我國在政治制度上采取單一制的國家結構，不論實體法還是程序法，都是全國統一的。所以，按照正常的理解，各法院之間對同一案件的審理應適用同樣的程序法和實體法，判決結果應大致相同或完全相同。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本不應出現當事人爭管轄的情況，至少不會出現太大的爭議。所以，理論界向來認為案件管轄權問題本身沒有理論價值，并不值得研究。但是實務中有關管轄權異議的問題一直存在，近年來還有增長的勢頭，不少案件的管轄問題直接請示到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針對個案確定管轄權的司法解釋和答復也并不鮮見，但沒有形成系統的管轄理論和規范。

筆者認為，出現這樣的狀況不外乎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提出管轄權異議是被告拖延訴訟時間的戰術。在通常的民事訴訟中，原告作為主張權利的一方，一般比被告更希望早日結案，以實現對自己實體權利的保護。而被告則相反，希望盡量推遲履行義務的時間，或者利用這一段時間獲得喘息的機會甚至轉移財產、逃避債務的履行。由于在答辯期內提出管轄權異議是當事人一項不可剝奪的權利，而提出管轄權異議的當事人不必提出什么證據、也不必付出經濟上的代價，因此，意圖拖延訴訟的當事人就在管轄權異議上做文章。從提出管轄權異議，到二審裁定確定案件管轄權一般要幾個月的時間，被告可“名正言順”地拖延訴訟，但是這樣卻增加了法院和對方當事人訴訟的成本。

其次是為了節約己方的訴訟成本。當事人到不同的地方起訴、應訴，所花費的成本是不同的，主要是差旅費、取證費用以及證人出庭的費用等。在當事人分屬不同省份或者訴訟標的額較小的時候這種訴訟利益的對比表現尤其明顯。由于我國的地域廣大，出省訴訟不僅浪費時間，也要付出相當可觀的費用，當事人就想方設法使案件在自己所在地法院審理，以節約自己訴訟的費用。在我國，由于訴訟中的花費一般很難要求敗訴方當事人負擔，如果訴訟標的額較小，則一般當事人不值得出省訴訟，否則通過訴訟獲得的利益還不能抵償所需的費用，得不償失。這個理由也是當事人爭管轄權的最正當的理由。

再次是為了取得地方保護主義的保護或者相反。案件管轄制度的目的是防止濫用訴權，方便當事人進行訴訟、方便法院進行審理。以“原告就被告”為一般原則確定的地域管轄制度并不會當然地產生地方保護主義。但眾所周知，我們國家的政治體制決定了法院的人、財、物全掌握在地方黨委和政府手中，因此地方保護主義不可避免。原因在于有少數法院將審判工作理解成為本地區的經濟建設服務，美其名曰“服務于地方中心工作”，或者因為地域關系，照顧本地區的熟人朋友等。其次是當地的黨委、政府為了本地經濟利益對法院提出要求，干預審判。另外的原因就是近年來各地開展的百花齊放式的司法改革，這樣一個混亂的局面使各地法院的訴訟程序有所不同，同一個律師到不同的法院起訴、應訴，必先打聽當地法院的新制度是什么，否則難免碰釘子。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當然喜歡在熟門熟路的本地法院打官司。

對案件具有管轄權是法院行使審判權的前提，是正當程序的要求。如果一個法院對某案件沒有管轄權，即便做出了正確的實體判決，該判決也是建立在不合法的基礎之上，經不起檢驗。誠然，提出管轄權異議是法律賦予當事人的一項訴訟權利，正確行使該權利可以促使法院正確地行使審判權，有利于解決糾紛。但是，不恰當的濫用該權利也會對訴訟程序、訴訟效率以及民眾對法院的公信力產生不利的影響。基于以上理由，就有必要對我國的地域管轄，尤其是合同糾紛中的地域管轄進行研究，以便定紛止爭，正確確定案件的管轄權，公平合理地解決爭議。

二、 合同性質對管轄權的影響

要說明合同性質對訴訟案件管轄的影響，首先應明確案件的管轄是按照什么標準和原則劃分的。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般地域管轄原則是“原告就被告”，即一般情況下，案件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24條至第33條規定了特殊的地域管轄，其中關于合同糾紛訴訟管轄主要規定在第24條、第25條、第26條、第28條中。而對于《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的“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則最具爭議。其中的“被告所在地”比較容易確定。但是，由于現實生活中的合同各態紛呈，就是《合同法》也沒有包括所有的合同種類，因此，如何理解“合同履行地”就成了合同糾紛中管轄權異議的焦點問題。這就涉及到對不同合同的履行地以及同樣性質的合同履行與否的識別問題。為此，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釋、答復，以對合同訴訟中地域管轄做出規定。但是由于合同的性質不同、實踐中合同的狀態多樣，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也不同，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很大困惑。筆者認為，合同糾紛管轄權爭議的關鍵在于合同性質的確定，要解決此問題，首先應明確訴訟標的對管轄權的影響。

1、 訴訟標的理論對管轄權的影響

所謂訴訟標的是指在本案判決主文中，應當被作出判斷之事項的最小基本單位。就是在民事訴訟中被審理和判斷的對象。訴訟標的從其最簡單的含義上講就是訴訟的對象。其概念的母體是實體法上的請求權。 傳統的訴訟標的理論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實體法上的請求權為根據確定訴訟標的。民事訴訟屬于私權訴訟，法院處于相對被動和消極的中立地位。一般來說，當事人請求什么，法院就審理和裁判什么，不能超出當事人請求的范圍。在立案時也應如此，應以當事人的請求權作為識別訴訟標的同一性的標準。因此，訴訟標的決定了法院在審查立案時以什么角度來審查該案是否屬本院管轄。當事人起訴所依據的請求權的基礎不同，在確定管轄時，適用的原則不同。比如，當違約和侵權發生競合時，當事人選擇侵權之訴時只能選擇被告所在地或者侵權行為地；但是，如果按照違約之訴起訴，則除了可以在被告所在地起訴外，還可以在合同履行地法院起訴。這是訴訟標的對管轄權影響的最典型的例子。針對有可能出現的管轄權糾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三十條規定：債權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的規定向人民法院起訴時作出選擇后，在一審開庭以前又變更訴訟請求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對方當事人提出管轄權異議，經審查異議成立的，人民法院應當駁回起訴。該規定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關于在經濟審判工作中嚴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若干規定》“關于管轄”中第二條的規定，該條規定“當事人基于同一法律關系或者同一事實而發生糾紛，以不同訴訟請求分別向有管轄權的不同法院起訴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關法院先立案的情況后，應當在七日內裁定將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審理。”因為，基于同一事實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法律關系，如違約和侵權的競合，在此情況下，規定不論當事人依何種訴訟請求起訴，一律將案件移送先立案的人民法院審理并不合理。最高人民法院在對合同法的司法解釋中針對不同的請求權和訴訟標的而確定管轄權的規定更符合法律的本旨。

2、 決定合同性質的因素

合同的性質涉及到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類型，關系到當事人的切身利益，是正確適用法律的前提。在審判實務中，也是正確確定管轄權的前提。確定合同性質首先應看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雙方訂立合同的目的是什么，合同雙方當事人想通過這個合同達到什么目的。合同是當事人為自己制定的法律，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應依之為尺度來確定。但是基于合同雙方當事人認識的局限性和合同文字的局限性等原因，什么是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往往存在爭議，這就需要法官對當事人所訂立的合同進行解釋，以便對爭議條款的內容進行確定。對合同解釋所采取的規則一為主觀說，一為客觀說，一為折衷說。主觀解釋就是通過對合同所使用文字的含義進行解釋，以探求當事人的真實意思。但由于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與表示出來的意思有時候存在差異，探求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有時候很困難，這就決定了主觀解釋規則的局限性。為了克服主觀主義的局限性，產生了客觀解釋規則，即按照合理第三人標準來確定爭議條款的內容。“法官的解釋應該是與法律適用的對象一起生活的社會上的人都能做出的解釋”。 我國《合同法》第125條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該條款就是體現了客觀主義的解釋規則。但是基于私法自治的原則和對當事人意思的尊重而言，應該以客觀解釋為主，以主觀解釋為輔，否則容易出現法官通過合同解釋為當事人訂立合同的情形。其次應堅持合同自由原則。合同的權利義務來源于當事人的意志，只要當事人約定的內容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應按當事人的約定內容確定其權利義務。在認定合同性質時，最直接的證據是雙方的合同，在履行合同過程中產生的財務資料等證據屬于補強證據。這也是客觀解釋比主觀解釋更具有穩定性的原因，在沒有一種更好的探求當事人真實意思的方式的情況下，司法實踐中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客觀解釋。在解釋合同時，應遵循整體解釋，將其各個部分互相聯系，互相補充，才能確定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合同解釋以合同文義為出發點，但是又不能拘泥于文字，還應考慮于合同有關的環境、口頭陳述、雙方表現其意思的行為以及履行過程、交易過程或慣例。我國《合同法》對合同解釋的規定也體現了這一原則。在實踐中，往往會出現合同名稱與合同性質不一致的情況，在此情況下，如何確定管轄權，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關于經濟合同的名稱與內容不一致時如何確定管轄權問題的批復》中認為應以合同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確定合同的性質，從而確定合同的履行地和法院的管轄權。其中的“合同約定的權力義務的內容”就要求法官對合同進行解釋。如不能對合同進行實質審查，無法確定合同性質，則按照合同的名稱確定合同的履行地和法院的管轄權。

三、 幾類合同的管轄權確定問題

如上所述，合同性質不同，規定的權利義務則不同，合同履行過程中確定履行地的方式也不同，以下幾類合同在實踐中容易混淆，在確定管轄時應著重予以區別。

1、 買賣合同

買賣合同是出賣方轉移標的物的所有權于買受人，買受人支付價款的合同，是典型的雙務有償合同，在司法實踐中也是最常見的合同形式，它最基本的功能和目的就是在主體之間轉移所有權。根據我國《合同法》規定，買賣合同的標的物是指實物，并且是可融通物，不包括權利，是狹義的買賣合同。買賣合同與其他有名合同最主要的、最顯著的區別在于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即一方轉移貨物的所有權，一方轉移貨幣的所有權，包含兩個相對所有權的轉移。這也是買賣合同與其他類似合同區別的關鍵所在。“勞務或工作之結果，雖亦有財產上之價值，然非財產權，不為買賣之標的，分別依關于雇傭、承攬或委任之規定”。 因為買賣合同是有償合同的代表，因此，各國立法均將其列在合同法分則或者債編分則之首。我國《合同法》第174條規定，法律對其他有償合同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沒有規定的，參照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這里的法律包括《合同法》對其他合同的規定，也包括其他法律的規定。在法律對其他有償合同有特別規定的情況下，當事人的主給付義務不同，相應的權利狀態并不一致，在具體的法律規定中，法律對有償合同的具體利益平衡有不同的規定，因此，不能適用買賣合同的規定。相對于有償合同，無償合同在責任的輕重、主體要求、是否可以行使撤銷權以及有無返還義務等方面均有不同，因此，對無償合同不能參照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比如贈與合同就不能參照，在確定管轄的問題上，贈與合同就不能適用履行地等規定。

2、 承攬合同

在實踐中，承攬合同與買賣合同，以及承攬合同與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之間的區別對管轄權的影響最大。承攬合同是承攬人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做人給付報酬的合同。在承攬合同中，承攬方的主要義務是按定做方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所謂完成一定的工作，就是施以勞務，并獲得一定成果。這里工作的成果可以是有形的，如物的加工、制造、修理、裝修等；也可以是無形的，如宣傳、設計、導游、鑒定、檢查等。對于成果的價值，合同法沒有限定種類，可以有財產價值，也可無財產價值，只要能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不違背公序良俗即可為承攬的標的。這也是承攬合同與買賣合同的區別之一。承攬合同與買賣合同之間有時候不易區分，在承攬合同的工作成果為有形物的時候，也涉及到財產的轉移，尤其是由承攬人提供全部材料的時候二者更是容易混淆。由承攬人提供全部材料的情況下的承攬合同，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稱之為承攬出賣或承攬供給契約，“謂當事人一方專以或主要的以自己的材料做成之物，供給他方，而他方約付報酬之契約”。如本文開始所舉的案例就是如此。筆者認為應以雙方當事人的意思為標準，雙方訂立合同的目的是工作成果的就屬于承攬合同，以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為目的的就是買賣。二者的區別在于：⑴買賣合同的目的在于轉移所有權，與承攬合同目的在于獲得一定的工作成果有所不同，這里就需要對合同目的進行解釋。在承攬合同中有時候也要轉移標的物的所有權，但是該轉移是合同約定的從屬義務，并非像買賣合同一樣是最主要義務。⑵在主體上有所不同。買賣合同中標的物是否是由賣方加工或制造的都無關緊要，承攬合同一般要求承攬方親自加工和制作，這里對承攬方主體的資質要求比較高，在一定的領域，承攬方的資質是判斷合同性質的一個方面。⑶在買賣合同中，只要賣方交付了符合質量要求的貨物就視為已按照合同履行義務，買方對賣方履行義務的過程沒有監督檢查的權利；而在承攬合同中，定做人對承攬人的工作過程有監督檢驗的權利，同時也負有協作的義務，定做人違反協助義務嚴重的可以導致合同的解除。承攬合同在實踐中的判斷一般還以標的物的特定性作為一個標志，但是，這個特征一般用在承攬合同與買賣合同的區別上，用在與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中并不一定有效。一般情況下，承攬合同承攬人的工作成果必須是合同約定的滿足定做人特殊需要的物或者其他成果，也是承攬人勞動的產物。該標的物一般是特定物，不能通過市場大量供應，而只能通過雙方訂立合同，由承攬人利用自己特殊技術和勞動滿足定做人的特殊需要。掌握了以上特征，對于實踐中的買賣合同和承攬合同可以進行解釋，根據合同約定以及履行合同的方式、具體情況判斷合同的性質，以便確定案件的管轄權。建設工程合同是承攬合同中特殊的一類，屬于承攬完成不動產工程項目的合同。在此類合同中，合同的履行地比較容易確定，在確定案件的管轄時一般不會出現歧義。但是在合同約定中既有承攬加工的內容，又有施工安裝的內容時，二者也容易出現歧義。如某鋁合金加工廠與某建筑公司簽訂的加工、安裝鋁合金門窗的合同。雙方約定，某建筑公司承建的工程中的鋁合金門窗由某鋁合金加工廠負責制作安裝。在合同的實際履行中，鋁合金加工廠是在自己的工廠中將門窗加工好運到工地上再進行安裝。在此情況下，發生糾紛后，是由鋁合金加工廠所在地還是由工程施工所在地的法院管轄，雙方就產生了糾紛。如前述，建筑工程合同是一類特殊承攬合同。雖然在法律沒有特別規定的情況下，建筑工程合同糾紛可以適用承攬合同的規定，但是，畢竟《合同法》將二者作為不同的合同進行規范。二者的區別在于，首先，建筑工程合同的標的僅限于基本建設工程，包括建筑物、地下設施、附屬設施以及管線的安裝等，屬于不動產項目；而一般承攬合同是完成動產項目。其次，合同的主體受到一定的限制，建筑工程合同的主體只能是法人，不能是自然人。再次，建筑工程合同體現較強的國家管理性質，為了工程的質量，國家的干預色彩濃厚。同時，在合同的形式上二者也有所區別，承攬合同一般可以書面訂立，也可以口頭訂立，建筑工程合同則要求書面訂立。在承攬合同與建筑工程合同的區別上，標的物是否屬于特定物就不是識別的關鍵要素。上述案例中，鋁合金加工廠雖然在其自己的工廠內將門窗加工完畢，但是在工地現場實際安裝的過程中要受監理部門以及建筑質量監督部門的監督和控制，在建筑工程質量驗收的內容中也包括此內容，并且門窗分項工程的施工人的資質和施工日志均要作為建筑工程的內業資料存檔，承攬人的主要義務是在工地上完成的，因此，此處的合同履行地應以建筑物的所在地為依據。另有一個案例：甲公司為乙公司生產加工機器設備，約定，甲公司不僅要按照圖紙的要求生產出合乎要求的機器設備，還要負責安裝調試。在此情況下，合同履行地是生產加工地還是安裝調試地？這就要考察雙方合同約定的義務內容。在此類動產的承攬加工合同中，加工和調試也屬于廣義的加工行為，但是，該部分加工行為并不屬于承攬方主要的義務，其主要義務仍是加工生產機器設備。因此，對“加工行為地”的理解應與傳統的、通常的認定方法來認定，不能無限制地擴張對“加工行為”的解釋。

3、 股權轉讓合同

股權轉讓合同是依據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轄還是合同履行的法院管轄法律和司法解釋均未規定。但是基于管轄制度確立的目的，可以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轄，以便于法院查明事實依法公正地審理案件。在確定股權轉讓管轄問題上以雙方當事人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確定管轄，股權轉讓要經過工商部門的變更登記手續，因此從便于查明事實的角度出發，股權企業的所在地也就是企業的工商注冊地法院管轄比較適合。

4、 代位權訴訟和撤銷權訴訟。

在合同糾紛中，有一類訴訟的管轄很特殊，就是代位權訴訟和撤銷權訴訟。在該兩類訴訟中，由于每一類訴訟均涉及三方當事人之間的兩個法律關系，在確定案件的管轄時容易出現爭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中明確規定，該兩類糾紛均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不以合同或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確定案件管轄權。

5、 合同的履行問題對管轄的影響

合同實際履行與否與合同發生糾紛后司法管轄權的確定有很大關系。有的合同約定了履行地點，但是在履行過程中由于實際情況發生變化，履行地點改變了；也有的合同雖然約定了履行地點，但是合同根本就沒有履行。在此情況下，如何確定合同履行地就是關鍵了。首先應區分實踐性合同和諾成性合同對管轄的影響。諾成性合同是指雙方當事人協商一致就成立的合同。實踐性合同除了要當事人達成一致外，還需要有一方當事人交付標的物或者為其他行為，合同關系才成立或者有效。一般認為法律沒有確明規定屬于實踐性合同的為諾成性合同。比如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僅有當事人達成借款的合意還不行，還要有款項的實際交付才成立，因此，此處交付款項的地點既是合同成立地，也是合同履行地。還有保管合同，在交付保管物時，保管合同才成立，也是合同履行的地點。因此，區分合同是實踐性合同還是諾成性合同主要體現合同成立和生效的時間和地點不同，因而合同糾紛的管轄法院也可能不一樣。其次，合同明確約定履行地的，依約定的履行地為合同履行地，或以交貨地為履行地。這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確定經濟糾紛案件管轄中如何確定購銷合同履行地問題的規定》中已經做出了相關規定。再次，關于合同約定的履行地點與實際履行地點不同的，在管轄時如何確定的問題。上述司法解釋規定以實際履行地為合同履行地。最后，合同中對履行地、交貨地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或雖有約定但沒有實際交付貨物，且雙方當事人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約定的履行地，以及口頭買賣合同糾紛，不以履行地確定案件的管轄，依被告所在地確定管轄。需要明確的是，關于無名合同的管轄問題，可以適用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經濟合同的名稱與內容不一致時如何確定管轄權問題的批復》。該批復不僅可以適用于內容與名稱不符的合同，也可以適用于無名合同。因為合同性質對案件管轄權的影響體現在法院立案時對合同性質的審查中，而法院立案時的審查在一定程度上是程序性審查，是按照原告方當事人提供的起訴證據進行的“表面的判斷”，對本案的實體沒有進行全面的審查。所以，在立案時確定的合同性質與案件審結時確定的案件性質不盡一致。案件立案后移送專業庭室進行實體審理，在審理的過程中隨著當事人答辯、舉證、質證以及辯論的進行，對雙方之間法律關系的性質，法官才有了一個明確的認識。因此，不能以實體審查后確定的合同性質再反推過來認定管轄問題。在此問題上，最高人民法院在以法經（1999）20號對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復函中已經明確，不應以案件的實體處理結果來確定案由以至于確定案件的管轄。

作者單位：福建省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