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緩刑可以申請嗎？

可以申請；

條件

其一是被判處拘役或者短期有期徒刑;

其二是犯罪分子確有悔改表現，法院認為暫不執行所判刑罰也不致于再危害社會;

其三是罪犯不屬累犯和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

也就是說，適用緩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經被判處刑罰的前提下，再考慮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現，認定其放在社會上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決定是否執行刑罰。如何準確把握適用，關鍵在于怎樣來認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審判實踐中，是否適用緩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決定，由于“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沒有統一的考量標準，因而有的考慮被告人犯罪的情節和案發后的悔罪表現、受害人的態度等等，在認定悔罪表現方面也大都將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從輕情節(如自首、立功、從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贓退賠或賠償受害人損失、是否繳納罰金等作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將被告人不適宜監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贍養老人、撫養子女)等一些與被告人相關聯的不合法的客觀因素作為適用緩刑因素考慮。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觀意識，缺乏對被告人的平時表現的調查了解，忽略了對適用緩刑罪犯的監管、幫教、改造等客觀條件的考慮。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親屬為了能使被告人適用緩刑，免受監禁，表示愿意多交罰金、多賠償損失，以金錢的付出來體現被告人的悔罪態度，以至使之成為緩刑的交換條件;有些單位組織出于被告人親屬的種種關系，礙于情面，不切實際地亂出證明，一概證明被告人表現良好;有的幫教組織也停留在紙面上，形同虛設，少數幫教成員甚至不知道被幫教的對象;等等。這些現實存在的情況，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實性，也不能如實反映適用緩刑的客觀條件，給法官提供了種種假象，導致了法官在考慮對被告人適用緩刑時出現偏差。因此說，對被告人歸案后是否誠心悔過，適用緩刑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實質上都處于一種不確定狀態，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確定。而現行的緩執行制度將這種待定狀態交由法官提前認定，確實難于準確把握，以至緩刑期間重新犯罪的時有發生，有的甚至是報復性犯罪。也容易導致法官濫用職權，盲目地適用緩刑，造成重罪輕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應得的懲罰，有損法律的嚴肅性。

條件

根據我國刑法典第72條、第74條的規定，適用一般緩刑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1)犯罪分子被判處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罰。緩刑的附條件不執行原判刑罰的特點，決定了緩刑的適用對象只能是罪行較輕的犯罪分子。而罪行的輕重是與犯罪人被判處的刑罰輕重相適應的。我國刑法典之所以將緩刑的適用對象規定為被判處拘役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就是因為這些犯罪分子的罪行較輕，社會危害性較小。相反，被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因其罪行較重，社會危害性較大，而未被列為適用緩刑的對象。至于罪行性質相對更輕的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因法院不僅僅是根據罪行性質作出具體量刑，法院認為有必要適用管制刑罰進行處罰，所以故將管制刑列為不適用緩刑制度的獨立刑種。所謂“3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指判決確定的刑期而不是指法定刑。犯罪分子所犯之罪的法定刑雖然是中期或長期有期徒刑，但他具有減輕處罰的情節，判決確定的刑期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可以適用緩刑。

(2)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這是適用緩刑的根本條件。也即有些犯罪分子雖然被判處拘役或短期有期徒刑，但是其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不能表明不予關押也不致再危害社會，不能宣告緩刑。但必須注意的是，由于犯罪人尚未適用緩刑，因而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只能是審判人員的一種推測或預先判斷，這種推測或判斷的根據，依法只能是犯罪情節較輕、犯罪人悔罪表現較好。在這兩個因素中，犯罪情節較輕屬于已然之罪的范疇，主要表明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較小，應當綜合主觀惡性與客觀危害兩個方面加以綜合評判。犯罪人悔罪表現較好屬于未然之罪的范疇，主要表明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較小，應當根據犯罪人的罪后各種表現，并適當考慮犯罪人的一貫表現作出評判。

(3)犯罪分子不是累犯。累犯屢教不改、主觀惡性較深，有再犯之虞，適用緩刑難以防止其再犯新罪。所以，即使累犯被判處拘役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能適用緩刑。

《刑法》(修正案八)將74條修改為：“對于累犯和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不適用緩刑。”

受賄犯罪的認定

離(退)休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件的認定

本法第388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因此，這一規定包含了離(退)休國家工作人員可以成為受賄罪主體的內容。理由是：一是地位的形成，通常是職權孕育的結果，兩者互相依存;二是地位形成，往往與行為人擁有職權時間的長短、高低成正比;三是在一般情況下，職位的喪失并不直接影響行為人地位便利條件的消失。所以說，當國家工作人員離(退)休后，雖職權喪失了，但因原有職權而形成的地位便利條件，不會即刻消失。這就為該類人員變成受賄罪主體提供了可能的條件。

司法實踐中處理此類案件時，要嚴格把握、注意以下問題：

1、已離、退休的國家工作人員，只有利用本人原有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通過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而本人從中向請托人索取或非法向請托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財物的行為，才能以受賄罪論處。因此，已離(退)休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罪的受賄行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1)利用了本人原有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

(2)這種便利條件，必須是通過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具體完成的。這種便利條件與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的便利條件，是相互包容的、依存的。

(3)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至于該利益是正當的，還是不正當的，以及是否真正謀取到了利益，均不影響受賄行為的成立。

(4)本人從中向請托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財物。其中，所索取或非法收受財物的價值或使用價值，必須達到5千元起點。至于本人從中索取或非法收受到的財物，是否真正歸本人所有了，并不影響受賄行為的成立。

2、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如系行為人不違背原職務的行為，則不論何種原因受賄未遂，均不宜追究離(退)休人員的受賄責任;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如系行為人違背原職務之行為，則不論何種原因受賄未遂，也應追究離(退)休人員的受賄責任。

3、請托人給予行為人的賄賂，應當是離(退)休人員所要求互相約定的財物。如有不同，行為人收受后，或請托人未按約定的期限給付行為人賄賂的，均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

4、行為人在職期間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但未向請托人要求或約定賄賂，而請托人在行為人離(退)休后出于感謝給予財物的，一般該離(退)休人員不構成受賄罪。但是，如果行為人違背原職務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且明知請托人是因此而給予數額較大財物的，則不因為行為人的離、退休，而影響其構成受賄罪。

5、對于離、退休人員被重新聘用，并依法從事公務中而為的受賄行為，應按受賄罪論處。

6、對于在職時受賄，而離職后為請托人謀利，或者在職時為請托人謀利，而離職后索取、接受財物的，應按受賄罪論處。

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前受賄條件的認定

根據本法第16i3條、本條、第386條和第388條規定，受賄罪的主體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因此，對于國家工作人員取得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或取得現有職權之前而為的受賄行為，要嚴格把握。具體來說：

1、要嚴格把握任職前與任職后的界限。即要以行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起為標準區分。即行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以前而為的受賄行為，屬于任職前的受賄行為;而行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包括當日)以后而為的受賄行為，屬于任職后的受賄行為。

2、是否依法追究行為人任職前而為的受賄行為，要嚴格把握，區別對待。關鍵是看受賄行為與行為人任職之間是否存在內在的聯系。如果存在，則應認定為受賄罪;如果不存在，則不宜按受賄罪論處。具體來說：

(1)行為人與請托人之間有許諾，但行為人收受賄賂后，在任職后并沒有履行職前許諾的，則不構成受賄罪，但可以構成敲詐勒索罪或詐騙罪;但是，如果行為人收受賄賂后，在任職后履行了職前許諾即為請托人謀取其欲謀取的利益，則應以受賄罪論處。

(2)行為人與請托人之間有了承諾，但當行為人任職后沒有按照職前承諾的內容為請托人謀取其欲謀取的利益，而為請托人謀取了其他利益的，則不影響行為人受賄罪的成立。

(3)行為人與請托人之間的承諾，行為人任職后應主動履行承諾，但因客觀原因末能使為請托人謀取的利益實現的，亦不影響行為人受賄罪的成立。

國家工作人員親屬受賄案件的認定

根據本法第163條、本條、第386條和第388條規定，受賄罪的主體只能是國家工作人員。但是，在特殊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的親屬，可以成為受賄罪的共犯，而無論該親屬本身是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

綜合上面所說的，當判處緩刑是不分國家人員或者非國家人員的，只要是犯了罪那么就該受到處罰，如果適用于緩刑的條件，犯罪人員就可以進行申請，所以，法律的條款是適用于每一個人，但對于一般國家的人員處罰得還要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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