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實踐中，常常會遇到行為人主觀認識因素不確定的兩類案件。一是行為人不明確知道所運輸的是毒品，僅知道所運輸的物品可能是毒品;二是行為人明確知道運輸的是毒品，但其不知道所運輸的毒品確切數量。屬于第一種情況的案件如，王某坐火車自云南到武漢，下車時被民警檢查，發現其手提箱內有2000克海洛因。經審訊，王某交代：該手提箱是張某讓其從昆明帶武漢的趙某的，張某答應為此支付3000元的報酬;他曾見到張某將四塊塊狀物品放入箱子;張某告訴他遇到警察就跑;他自己也懷疑手提箱內可能是毒品，但想到3000元的報酬，就沒有拒絕運輸。屬于第二種情況的案件如，某甲受一犯罪集團的指派，將一個海洛因與衣服混裝的密碼手提箱從廣州運往上海，在途中被公安人員抓獲。某甲對運輸毒品的行為供認不諱，但其不知道手提箱密碼，也不知道箱內藏有多少數量的海洛因，其“上線”只是告訴其將手提箱交給上海的某乙。

在這兩個案例中，指控方已經窮盡了所有的舉證手段后，仍只能證明行為人王某知道運輸的可能是毒品(第一個案例)，或僅能夠證明行為人甲知道運輸的是毒品，但對毒品的數量不確知(第二個案例)。換言之，此處涉及的不是證明問題，而是在現有證據認定的事實基礎上，如何適用法律的問題。那么，在上述兩種情況下，能否根據實際危害結果來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呢?即王某是否構成運輸毒品罪呢?行為人甲是否應按照所有的毒品數量來確定量刑幅度?

對于類似情形，有人認為由于行為人對運輸的是否是毒品，或運輸毒品的數量沒有明確的認識，所以不能按照實際查獲的結果來定罪量刑。如有人對第二個案例認為，“正確的做法只能是認定某甲的行為構成一般的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即不問數量多少均構成犯罪的一般走私、運輸、販賣、制造毒品罪，按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四款前半段的規定量刑，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其理由，概括而言，不問犯罪人對毒品所持的故意，而按實際數量來認定，就是不問行為人主觀罪過去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違反了刑法主客觀統一原則。

那么，結論果真如此嗎?

我們認為，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對故意的一種分類形式——確定故意和不確定故意進行考察。對故意進行的常見分類是，根據故意的意志因素所作的間接故意與直接故意區分。而區別根據故意的認識因素，即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認識內容與認識程度，可以把故意分為確定故意與不確定故意。所謂確定故意，又稱為絕對故意、無條件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一定會發生某種具體的危害結果，并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例如，某甲明知自己用刀猛砍某乙的胸部會致某乙死亡，仍希望這種結果發生，并兇狠地朝某乙胸部連砍數刀，就是一種典型的確定故意。不確定故意作為確定故意的對稱，又稱為相對故意、附條件故意，是指行為人雖然明知自己的行為會或者可能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但對危害結果的發展趨向或發生的具體內容的認識并不明確，而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

根據行為人的認識內容與認識程度，不確定故意可以具體分為概括故意、擇一故意和未必故意三種。⑴概括故意。概括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只是對侵害范圍與侵害性質的認識尚不明確的心理態度。概括故意認識內容的不確定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侵害客體不明確，例如，某人在鬧市區向人群中投擲炸彈，雖知一定會有人傷亡，但究竟是死亡還是傷害，行為人無法確定;二是危害范圍不明確，例如，上述情況下，炸彈爆炸將死傷多少人，行為人缺少明確的認識;三是行為對象不明確，炸彈爆炸到底是炸死某甲，還是炸死某乙，行為人同樣沒有明確的認識。可見，“概括”是指行為人對侵害的范圍與性質有一個大體的了解，這一基本認識是認定概括故意的關鍵。⑵擇一故意。擇一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但對侵害的具體對象尚不明確的心理態度。擇一故意的侵害客體已經明確，而且侵害對象的范圍也有限制，只是具體的侵害對象還不明確。與概括故意相比，具有非此即彼、必居其一的特定范圍和條件。⑶未必故意。未必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希望或放任這一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未必故意的實質在于行為人的認識程度，即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是否發生的認識處于不肯定狀態，即危害結果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

從刑法理論上講，上述第一個案例中，王某主觀上對危害結果的發生與否有兩種認識，認識到可能發生運輸毒品的危害結果，也可能不發生運輸毒品的危害結果。其對發生毒品運輸、妨害毒品管制的危害結果的認識處于不確定狀況。從意志因素來看，其對運輸毒品的危害結果持放任的心態，即無論是否發生運輸毒品的危害結果，都不違背其主觀意志。因此，王某的行為屬于不確定故意，具體而言，是未必的故意。王某客觀上實施了運輸毒品的行為，主觀上具有運輸毒品的故意(未必的故意)，認定其行為構成運輸毒品罪，并沒有違反主客觀向統一原則。在第二個案例中，行為人甲對其運輸的全部毒品，有概括的故意。其已認識到運輸的物品是毒品，明確認識到自己行為所具有的危害結果，只不過對行為對象、危害范圍——毒品的具體數量缺乏認識。從認識因素看，盡管行為人甲不明確知道運輸毒品的數量，但其認識到通過手提箱所運輸的是毒品可能多，也可能少，無論多少都包括在其主觀認識之內;從意志因素看，無論運輸毒品數量的多或少，都不違背其主觀意志。因此，行為人某甲應當對其實際運輸的毒品承當刑事責任，即按照其實際運輸毒品的數量來確定量刑幅度，并未違反刑法基本理論，不存在客觀歸罪的問題。

從司法實踐來看，要求查證行為人對毒品或毒品有明確的、唯一的認識，將對毒品或毒品數量的可能性認識排除在毒品犯罪主觀罪過之外，將會脫離司法實際，無端增加指控方的證明責任，放縱毒品犯罪。實踐中，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較為狡猾，行為較為隱秘，反偵破能為較強。在一些毒品案件中，無論從監聽材料、證人證言，還是行為人供述，都無法證明行為人對毒品具有明確的認識，而只能通過證據(常常是間接證據)證明行為人認識到運輸的可能是毒品;而就行為人對毒品數量的認識問題上，要證明行為人對所持有的毒品數量具有明確的認識，難度也較大。在不少案件中，除了行為人的供述外，就無其他證據證明行為人主觀上對毒品數量的具體認識。而供述作為一種言詞證據，具有易變性的特征，行為人要是在庭審中翻供，就很難證明行為人認識到毒品數量這一事實。所以，要求證明行為人明確認識到運輸的是毒品，或運輸毒品的具體數量，脫離了司法實踐，無疑會人為地制造法律漏洞，為毒品犯提供逃避法律應有制裁的借口。

可見，在運輸毒品犯罪中，不能因行為人對毒品或毒品數量的認識處于不確定狀態，便否認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明知。不確定故意也是犯罪故意的一種，行為人認識到運輸毒品這一危害結果是否發生以及如何發生的各種可能性，就表明行為人已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所以，不能把“不確定”與“明知”對立起來，不確定故意是在“明知”基礎上的不確定。而且，不確定故意并不影響行為人希望或放任毒品運輸危害結果發生的意志態度。所以，行為人對運輸毒品的不確定故意同樣表明行為人“明知故犯”的心理實際，是行為人負擔刑事責任的主觀根據。當然，行為人明確知道毒品或毒品數量，與行為人對毒品或毒品數量僅有概括的認識所反映出的主觀惡性還是有所區別的，因此，對于上述情形，在具體量刑時，在根據實際毒品數量確定量刑幅度后，在該量刑幅度內可考慮對行為人酌情從輕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