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辯護詞怎么寫

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北京某某(某某)某某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家屬的委托，指派本所丁某某，戰某某律師擔任張某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一案的辯護人，辯護人在接受委托后通過多次會見被告人、查閱卷宗材料、結合法庭調查階段控辯雙方的舉證與質證，現依據本案的事實與法律發表如下辯護意見，供合議庭參考。

一、本案相關訴訟參與人之間利害關系嚴重，相關證人證言不具備穩定性，請求合議庭在查明相關案件事實與采信證據時能考慮到該案的特殊背景，從而重視證據、重視調查研究，不要輕信口供。

本案中三個主要人物分別是被告人張某、證人張某某(被告人的遠房親戚，系王某涉嫌合同詐騙一案中的被害人單位的法定代表人，同時也是對被告人、王某進行控告的具體實行人。)、證人王某(系王某涉嫌合同詐騙罪一案的犯罪嫌疑人)，該三人之間利害關系交叉、錯綜復雜，因為不同的利益訴求，會讓本案被告人成為無辜的“犧牲品”。

2008年3月4日，張某某與王某之間簽訂了關于采購廢硅料的《購銷合同》，被告人作為某某公司的工作人員受張某某的指派往新加坡檢測交易標的物“廢硅料”，被告人按照某某公司檢測流程與方法對廢硅料進行了公正的檢測，后來貨物托運到了香港，然后張某某委托的**漢興貨運公司從港口把貨提走，后經過**公司、**公司檢測，產品質量存在嚴重缺陷。購貨公司的張某某與銷貨公司的王某因為此事的解決沒有談妥方案，于是張某某就于2009年4月20日向黃巖區人民法院起訴，后來移送到閔行區法院。被告人在檢測的過程中堅持實事求是，所以在訴訟的過程中先是為王某出具了經過公證的證人證言，同時在張某某強大的親情攻勢下，被告人又違心地為張某某的公司作了經過公證的證人證言，即便如此閔行法院依然判決某某公司敗訴。在這種情況下，張某某想到了讓公安插手經濟糾紛的方法解決此事，目的是追回貨款，于是在民事訴訟結案兩年后的2011年4月14日向閔行公安局經偵支隊報案，希望通過刑事加壓的方法達到要回貨款的目的。2012年3月30日王某因涉嫌合同詐騙罪被拘留，證據不足于同年4月26日被取保候審，2013年4月16日王某解除取保候審從而重獲自由，目前從刑事訴訟的角度來說，既然最輕微的強制措施都解除了，說明本案要面臨撤銷案件，但是據公訴機關提供的材料顯示本案還是處于未撤銷案件且沒有任何刑事強制措施的真空狀態。偵查機關查證的結果是王某涉嫌的合同詐騙罪的證據不足，所以張某成了本案的一個重要突破點，在公安機關通緝一年多之后，本案的被告人于2013年10月9日歸案，罪名也是合同詐騙罪，這個時候被告人、被告人的家屬都受到了各個方面的壓力，意思是讓張某供述：與王某合謀騙了張某某。如果這樣供述，相關人員會想盡辦法讓張某重獲自由。辯護人在會見被告人的時候得到了這樣的反饋，被告人家屬也一直告訴我有人在給他們加壓，作為辯護人我提醒被告人的一句話就是：實事求是，要相信事實就是力量!最終被告人的筆錄里面堅持了實事求是，沒有與王某合謀詐騙張某某，交易的硅材料確實進過嚴格檢測的，質量沒有問題，同時對收到13.6萬元的錢款供認不諱，只是對該筆資金的構成有著自己的解釋，且被告人的6份筆錄內容顯示的口供內容具有穩定性，且具有及時性的特點。在這樣一個案件背景下，被告人遭遇了“沒有被打死也要被打傷”的結果，所以被告人涉嫌的罪名又從合同詐騙罪變成了“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緊接著偵查機關的偵破方向出現了變化，與本案有著明顯利害關系的王某于2013年11月7日突然殺出來作了一份筆錄，該筆錄的內容是根據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構成要求一氣呵成的，且該筆錄與其前面4份筆錄的內容差別巨大。在被告人口供穩定的情況下，偵查機關的提請批準逮捕書、審查起訴意見書、包括公訴機關的起訴書都以“有罪推定的”主觀思想指導下，作出了“被告人拒不供述的”表述。被告人承認收受了13.6萬的錢款，但是該筆錢款分為介紹費5到6萬、檢測筆圖紙費7萬左右。但是相關機關對被告人的穩定口供給出了“不合邏輯，不能作出合理解釋”的質疑，在公訴人詢問被告人的環節，更是咄咄逼人!

本案的三個訴訟參與人之間利害關系嚴重，且王某的證言不具有穩定性，張某某是這起刑事案件的第一個發難者。證人在本案中認定被告人成立索賄及承諾謀取利益的證言內容，根本是不存在的。請求合議庭考慮本案的特殊背景，堅持“直接言辭證據”的原則，對不出庭的證人的證言在相關矛盾不能得到合理排除的情況下，不要采信，否則會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

二、公訴人指控被告人成立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在該最構成要件的客觀方面存在無法自圓其說的重大缺陷，逐一分析如下，供合議庭參考。

1、本案的犯罪數額應為“5到6萬元”，而不是本案的13.6萬元，涉案金額屬于犯罪數額較大的范疇，而非數額巨大。

卷宗材料的正卷(二)第27頁上半部分(該筆錄為被告人在偵查機關作的第一份筆錄)，被告人給王某介紹生意的介紹費被告人供述的為：五六萬元。該供述一直延續到第6份筆錄，口供內容都是穩定的。關于13.6萬扣除五六萬這個介紹費，剩余款項系被告人檢測筆圖紙的費用應該為7萬余，該筆費用屬于知識產權所得的收益，不應該成為認定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的數額，所以本案的犯罪數額應該為5到6萬元。公訴機關的書證證明了被告人收到了王某13.6萬的錢款，但是沒有證據證明這個錢款的組成情況，唯獨王某的證言證明了錢款就是索賄的錢，不區分組成部分。其證言的不穩定性、利害關系撇開不講，就其13.6萬的索賄數額更是不符合邏輯!王某在筆錄里面講344萬余元的貨款收到后，分別轉出去299萬，3.8萬，12萬，1.8萬，3萬，13.6萬，粗略一算總支出為333.2萬元，這些費用扣除后王某的收入利潤僅為11萬余元，那么如果被告人真的暗示了王某需要好處費，在沒有提出具體數額的情況下，王某在對被告人支付好處費的時候，不可能出現好處費比自己利潤還多的局面吧?王某自己賺11萬，支付好處費13.6萬這個合乎邏輯嗎?通過這種推理恰恰說明王某證言的荒謬性。

2、沒有證據證明“索賄”，且索賄的情況下依然需要“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構成要件要求，這是與刑法第385條的受賄罪的“索賄”成立犯罪不要求“為他們謀取利益”的規定完全不同，本案公訴機關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要求缺失嚴重。

受賄罪在成立索賄的情況下，不管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均被視為成立受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行為人索賄的情況下，必須要求為他人謀取利益。這是因為受賄罪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對其職務廉潔性的要求更高，所以在索賄的情況下就直接認定為犯罪，且索賄要從重處罰。但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即使索賄的情況下，也要求滿足“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條件，本案中證明被告人索賄僅王某一個人的證人證言(該證人關于被告人索賄、許諾提供利益的證言內容與真實情況完全不符，第三部分詳細分析)，且某某公司的民事訴訟敗訴、被告人的口供等都證明了產品質量沒有問題，被告人進行了公平的檢測，不存在為被告人謀取利益的情形，公訴機關遞交的相關證據材料中**公司的“檢測報告”因為托運環節的介入因素沒有查明，無法證明產品質量存在問題，也自然證明了被告人未利用職務之便為王某謀取利益。所以不成立非國家人員受賄罪。

三、王某在本案中的虛假陳述很多，其不具備證人的客觀中立性，請求合議庭排除該證人證言的證據資格，關于被告人符合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構成證言內容更是惡意陷害被告人。相關矛盾點，重點比對其前4份筆錄與最后1份筆錄，簡單列舉如下：

1、關于出片率問題。前者筆錄顯示的內容為：王某不知道出片率檢測的結果，因為所有的工作都是被告人負責檢測的，他一概不知情。

最后1份筆錄顯示：出片率檢測的結果為45%，王某與張某某溝通，說被告人是張某某公司的人，自然會偏向張某某，所以雙方協商按照48%的出片率計算價款。顯然先后筆錄內容矛盾非常明顯，且某某公司與**公司的購銷合同上面按照張某某的說法，張某某與被告人通電話的結果應該是53%的出片率，所以張某某就順便記到了購銷合同上。王某的證人證言關于出片率這個環節，不僅前后證言相互矛盾，且與張某某的證言及相關書證都是矛盾的。

2、關于從廢硅料是如何從新加坡運輸到香港的問題。前面筆錄顯示內容為：是王某的上家就是臺灣人林乃武安排的貨運公司，王本人僅僅負擔運費，不知道具體是哪家貨運公司，但是有那家公司的海運單。

最后1份筆錄顯示：從新加坡到香港的貨物，是由張某某安排的運輸公司，王某僅僅負責運費，沒有關注過托運這個環節的事情。這個本案的關鍵事實，決定貨物是否有可能在運輸環節被貨運公司調包的案件事實，王某前后證言矛盾。

3、關于藍膜片的檢測哪種方式是最科學的這個問題，前后筆錄都說了是：王某讓被告人根據廢硅料的上等品、中等品、下等品分別檢測，稱重，然后平均出來檢出率。這個看似很有道理其實完全不符合邏輯。

因為藍膜片其實是由塑料與粘在塑料上的殘留硅料復合而成的，關于藍膜片的質量也就是上中下等憑肉眼是無法辨認的，庭審時被告人也說過，是通過檢測儀器與重參檢測筆相結合的方式才可以檢測出來，所以王某的證言內容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嚴重違背檢測常識。

4、關于收到344萬的匯款情況這個問題。前面筆錄顯示：總共支出了320余萬元，盈利為24萬余元。

最后1份筆錄顯示：總支出為333萬余元，盈利11萬余元，且賺的錢還沒有付給被告人的好處費(13.6萬元)多。通過這個差別，也可以看出明顯的矛盾，更不符合常理的是，王某說從新加坡到香港的運費由他承擔，運費這筆支出為什么沒有呢，如果扣除運費，哪還有錢呀?

所以，結合上面的矛盾點，不難發現，證人王某是一個反偵查能力非常強的人，其趨利避害的本性昭然若揭，在利益面前隨時可以選擇犧牲別人保全自己，即便別人是冤枉的也在所不惜。所以綜合王某的5份筆錄的前后矛盾及與其他證據材料的矛盾，其證明被告人“索賄”及“承諾為其謀取利益”的證言內容根據不足為信。雖然，目前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沒有品格證據的說法，但是結合本案很顯然王某的口供是不可信的。

四、被告人有法定、酌定的從輕、減輕處罰的一些量刑情節，請合議庭予以考慮。

1、被告人有坦白情節，法定可以從輕、減輕處罰。歸案后如實供述相關犯罪事實，雖然與公訴機關的指控事實描述有出入，但是被告人的口供具有穩定性與及時性的特點，該行為為刑事訴訟法所鼓勵與支持的，應該屬于刑法第67條第3款的規定。

2、當事人認罪態度好，酌定可以從輕處罰。被告在法庭上言真意切地認識到自己行為的錯誤，所講的內容均為事實，雖然公訴機關不以為然，但是作為公平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法院，應該查明相關事實，還原案情真相。

3、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一貫表象良好，人身危險性與犯罪惡性較小。被告人2001年大學畢業后，一直在義務巍公司工作，工作8年時間里從未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更沒有做過任何危害公司利益的事情。

五、辯護人請求合議庭能嚴格執行相關刑事訴訟中的基本原則。

1、直接言辭原則，根本案的庭審情況，本案的證人王某的證言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其有義務出庭接受法庭的詢問。證人證言是八大證據形式里面證據效力最低，也是最不具有穩定性的一種證據形式，本案的公訴人指控被告人成立犯罪，認定被告人“索賄”與“承諾謀取利益”的關鍵證據僅證人王某的一份前后矛盾的筆錄(2013年11月7日所做的筆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

2、無罪推定原則。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成立必須具備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具體是：定罪的事實有證據證明;證據經過法定程序查證屬實;證據與證據之間，證據與事實之間沒有矛盾或者矛盾得到合理解釋等等，該證據標準說明了無罪推定的重要性，本案的被告人應該被無罪推定，應該疑罪從無。

綜上所述，請求合議庭結合本案的特點，或者重新開庭通知證人王某到庭接受各方詢問，或者直接判決排除證人王某的虛假稱述證言，認定被告人關于13.6萬元錢款分為兩部分的“介紹費5到6、檢測筆圖紙費用7.6萬(該筆費用為知識產權收益，系合法)”及被告人未為王某“承諾謀取利益”的客觀事實，從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此致

某某市閔行區人民法院

辯護人：丁某某戰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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