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賠償的法律實務中，因出現錯案或冤案，由賠償申請人提起的國家賠償案件，真正對國家工作人員違法辦案進行追償的尚無實際案例，從理論上講的國家賠償的追償制度，還是一紙空文，并沒有落在實處，在實踐中賠償義務機關對于國家賠償案件，大多涉案人員即不會被追責，也不追償，除非案件事件在網絡媒體或新聞輿論產生了社會影響力，賠償義務機關才會不得不象征性地處理涉案當事人，但往往也是以內部行政紀律處分代替對其違法違規人員財產賠償責任的追究。對賠償追責問題，《國家賠償法》第十六條規定：賠償義務機關賠償損失后，應當責令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工作人員或者受委托的組織或者個人承擔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對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責任人員，有關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目前，在《國家賠償法》中，對什么是國家賠償法的追償和追責制度，并沒有明確定義和相關的司法解釋，因此，賠償案件在實踐中，往往也難以適用。法學界人士曾就如何解決國家賠償追償和追責問題，如何更好地維護公民權利，彰顯公平正義的法治精神，展開過各種方式的大討論，最終形成共識的是追償和追責制度還有待于完善。那么，怎樣完善追償和追責制度，就需要我們在司法賠償理論與實踐中，通過總結具體案件的經驗和教訓，逐步加以規范和完善。

正文

在我國新修訂的《國家賠償法》及其配套的相關行政法規,如：《國務院國家賠償費用管理條例》即原《國家賠償費用管理辦法》，自《國家賠償法》在1995年立法施行以來，為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推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和司法機關公正司法，對補償當事人的財產損失和安慰其精神痛苦，發揮了重要作用。伴隨著中國司法體制的改革，國家賠償和追責制度也提到了議事日程。在國家賠償的法律實務中，因出現冤、錯案件，由賠償申請人提起的國家賠償案件，真正做到追償和追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少之又少，這充分說明，法學理論與實踐還沒有得到統一法律法規還有待于在實踐中得以完善。在司法實踐中，賠償義務機關對于國家賠償案件，大多涉案人員即不追責，也不追償，除非案件事件在網絡媒體或新聞輿論產生了社會影響力，才象征性地處理涉案違法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但往往也是以內部行政紀律處分代替對其違法人員財產賠償責任的追究。那么，如何嚴格地按著《國家賠償法》執行國家賠償追償、追責制度，一直是人民法院賠償審判中值得研究和深思的一個重要問題。以下僅就在法院賠償實踐工作中的經歷，闡述對國家賠償追償與追責制度的行使的理解和認識。

一、什么國家賠償追償制度

在國家賠償法中，追償權具有雙重含義:一方面，追償權是一種權利。即:執行職務的公務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賠償義務機關在賠償受害人的損害后，可以要求該公務員償還所賠金額的權利;另一方面，追償權又是一種制度，也稱追償制度。具體可以理解為：賠償義務機關在賠償受害人的損害后，可以要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的公務員償還賠償金額的制度。《國家賠償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賠償義務機關賠償后，應當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員追償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一)有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情形的;(二)在處理案件中有貪污受賄，伺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對有前款規定情形的責任人員，有關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也同時體現國家賠償法對國家工作人員追償權和懲戒權的規定，懲戒權是指既要懲罰，也要追責。

二、什么國家賠償追責制度

《國家賠償法》第十六條規定：賠償義務機關賠償損失后，應當責令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工作人員或者受委托的組織或者個人承擔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對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責任人員，有關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目前，在《國家賠償法》中，對什么是國家賠償法的追責制度，沒有明確定義和相關的司法解釋。因此，在賠償案件在實踐中，往往難以適用。然而在國家賠償案件中，賠償義務機關賠償工作人員，對當事人造成的損失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對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責任人員給賠償請求人的造成的直接財產損失。例如：內蒙**吉勒圖國家賠償一案,雖然此案再審被改判無罪，司法機關最終糾正了錯案，正義得以申張。但是，接下來還需要讓我們查一下當年辦錯案件的相關人員，是如何被問責，同時，更最重要的是必須查清，到底具體辦案的相關人員究竟是疏忽大意，還是瀆職犯罪。只有對相關責任人的疏忽錯誤一查到底，才能讓辦案人員徹底明白，避免草率敷衍，避免玩忽職守，最后只能是草菅人命。另一類是因錯捕、錯判等出現的錯案造成賠償請求人限制人身自由和精神上的損害。又如：**吉勒圖國家賠償一案，被冤枉的人因為被錯判，被錯押，導致了他們經濟上的損失及巨大的精神痛苦，國家賠償就既有經濟上的補償，也有精神上的撫慰。“呼格案”國家賠償金205萬余元中的100萬元為精神損害賠償金，對**吉勒圖父母，給的錢再多也難抹平他們心里永遠的傷痛，他們希望按照國家法律程序進行追責。對第一類責任認定，對行政執法機關，一般是由賠償義務機關或上級主管部門審查確認，還要由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確認;而對人民法院自賠案件，既要通過賠償法院重新確認，最終還要經過賠償委員會的審查。因此，對法院內部來說，冤、錯案件一般是指人民法院工作人員在辦案過程中故意違反與審判執行工作有關的法律法規致使裁判、執行結果錯誤，或者因重大過失違反與審判執行工作有關的法律法規致使裁判、執行結果錯誤，造成嚴重后果的案件。對冤、錯案件追責，一旦經法院審判委員會或院長辦公會議討論確認定為錯案后，辦案法官將被移交到紀檢部門接受問責或相關部門做出對錯案的處理決定。目前，在《國家賠償法》規定中，雖然沒有對明確提出對國家賠償案件追責這個法律概念。但是，最終對案件性質的確認權還是賦予給了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基于這樣一種理念，人民法院賠償委只要在審查的案件中，確認了行政機關或人民法院自賠案件存在違法行為，就會作出決定賠償義務機關予以國家賠償，所以，確認賠償義務機關違法的同時，也就等于確認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履職行為違法。從此意義上來講，也說明了審理國家賠償案件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確認了案件性質違法，同時，也確認了違法案件的責任人，也就意味著可能對責任人追責。

三、國家賠償追償制度與追責制度的相互關系

在國家賠償中，追責與追償是一個辨證統一體，有責任，必追償，沒有責任，就不存在追償問題。在現實中，例如：在人民法院出現國家賠償案件時對責任人的追責往往難以落實。首先，難以判定責任人。合議庭制度是我國基本的審判組織，以少數服從多數為原則，因此，在司法審判實踐中，存在“審判者和審判權相分離”的情況，遇到合議庭分歧較大、案情復雜等情況的案例時，則需要提交給審判委員會來決定，審判委員會通常由院長或副院長、主管庭長等組成。那么，一旦發生冤、錯案件，究竟應該追誰的責任，就現行體制和機制很難分清責任。其次，國家法律法規尚停留在宏觀原則層面，缺乏操作性。比如：據一些法院賠償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反映，國家賠償法僅提出要依法追責、追償，但是最高法院或人大并沒有出臺具體的法律法規或者指導性意見，明確規定懲處和賠償的標準及相關程序等。第三，由賠償義務機關自己追責在實踐中難以實施。因此，確定不了責任人，就無從開展追償。國家賠償的目的在于保證受害人得到救濟，而追償權的目的在于對國家工作人員實施某種懲戒和制裁。應當指出追償制度對于國家工作人員來說也是一種責任，即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因故意或重大過失侵害人民權利時，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即償還賠償義務機關支付的賠償金額之后，國家工作人員個人也要同時承擔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從而在國家機關、機關工作人員、被害人三者之間尋找一個合理的平衡點，這樣既可以保護機關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又可以促使機關工作人員謹慎勤勉;既可以使受害人的損失得到充分賠償，又使國家利益不至于被忽視。例如，國家公務員因重大疏忽、玩忽職守，致使他人權益受到損害，賠償義務機關可以向其追償。同時，賠償義務機關還可以對該工作人員給予行政處分。但不能以行政處分代替國家賠償中的追償。

四、國家賠償追責與追償存在的問題

在國家賠償的法律實務中，因出現冤、錯案件，由賠償申請人提起的國家賠償案件，進行追償的幾乎沒有，從理論上講的國家賠償的追償制度，在實施中,形同一紙空文，并沒有得到落在實處。賠償義務機關對于國家賠償案件，大多涉案人員即不會被追責，也不追償，除非案件事件在網絡媒體或新聞輿論產生了社會影響力，才會不得不象征性地處理涉案當事人，但往往也是以內部行政紀律處分代替對其違法人員財產賠償責任的追究。法學界人士曾就如何解決國家賠償追責問題，如何更好地維護公民權利，彰顯公平正義的法治精神展開過大討論，最終形成共識的就是追責和追償機制有待完善。

那么如何完善追責和追責機制，我們認為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首先，要找冤、假、錯案發生的原因。如：對冤、錯案件而言，如果說盡早洗清罪名、重獲自由是蒙冤者最大的渴求,那么，在沉冤得雪后獲得應有的國家賠償,則不僅僅是對冤、錯案件受害者及其家人最大的撫慰，更是為了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目前，不管是公檢法，還是政府各部門，都對自己嚴格執法越來越關注，依法辦事能力的水平在提高，隨意用權、濫用權的現象在減少，應當承認，冤、錯案件的發生和多種因素有關系。例如：一些冤、錯案件的產生，與我們一些地方辦案方法有關，有些地方過于強調命案必破，于是就產生了公安機關工作人員壓力過大，有的為急于破案，使用刑訊逼供的事件時有發生，更有甚者有些公安機關的工作人員為急于立功，往往采用刑訊誘供的方式，造成了一些冤、錯案件。另外，由于現行的司法制度和體制過于行政化，公、檢、法三機關一直都是在政府機關的主導或左右下辦案,從而導致一些司法人員違心辦案。案例一：XX縣公安局，因在審訊中實行刑訊逼供，造成錯捕王XX，后因找到真兇，最終賠償王XX人民幣11萬元。案例二：2004年11月10日刑滿釋放。XX區人民檢察院以XX檢刑訴[2000]102號起訴書，指控犯罪嫌疑人宮XX犯偷稅罪，于2001年1月18日向XX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XX區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1日作出(2001)X刑初字第23號刑事判決，認定公訴機關指控犯罪嫌疑人宮XX犯偷稅罪證據不足，被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宣告宮XX無罪并予以釋放。但是，由于地方XX市政府的干預，2001年10月24日，XX區人民檢察院以XX檢刑訴[2001]101號起訴書指控宮XX犯偷稅罪，再次向XX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最終被認定被告人宮XX犯偷稅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出獄后，被告人宮XX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27日作出(2010)刑監字第379號指令再審決定，指令XX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進行再審。XX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0日作出(2011)X刑再終字第7號刑事裁定：撤銷XX區人民法院(2001)X刑初字第137號刑事判決及XX市中級人民法院(2002)X中刑二終字第1號刑事裁定;發回XX區人民法院重新審判。XX區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對此案進行重審。XX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根據已查清的事實，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宮XX犯偷稅罪，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判決被告人宮XX無罪。案例二充分說明，因為行政化主導司法，才使權大于法，這也是公、檢、法三機關辦錯案的原因之一。對此，應當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引起注意。通過此案也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只有徹底地進行司法改革，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才能杜絕更多的冤、錯案件。

第二、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是保證不出冤、錯案件制度依據。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推進嚴格司法，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絕不允許法外開恩，絕不允許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同時，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這是預防冤案錯案的根本舉措。一是實行案件質量終身負責制。對審判人員發生案件質量責任問題構成違法審判的，將由兩級法院紀檢監察部門依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發生案件質量責任問題尚構不成違法審判的，由紀檢監察部門、政工部門和評查問責辦公室參照《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和“十條禁令”等規定，對責任人做出誡勉談話、通報批評、組織待崗培訓等處理，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所有案件不出問題。人民法院審判人員在辦案過程中，應負有維護法律權威和法官職業威信的神圣職責。法院審判人員在立案、審判、執行、技術服務等辦理過程中違反法律、法規、審判紀律，造成嚴重后果的，應承擔相應的責任，而且要終身負責。二是實行錯案責任追究制度。這一制度屬于法官懲戒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多數國家設有專門的法官懲戒機構，負責懲戒事由認定和對法官施以制裁。我國“四五改革綱要”提出“在國家和省一級分別設立由法官代表和社會有關人員參與的法官懲戒委員會”，旨在加強錯案責任倒查問責的主體和程序建設，使其具有操作性，同時，要注意與行政違紀責任追究相區別。建議在《國家賠償法》中，應當增加，人民法院在省一級設立法官懲戒委員會，對于應當追責案件，做最終裁決。同時，在各級人民法院應當設法官評價委員會，可定期對普通案件進行評查。作為錯案責任倒查問責的專門性組織，可由資深法官、法學專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加等組成。法官評價委員會依據審判委員會的錯案認定結論，從錯案性質、發生原因、審判行為等方面對涉事法官的錯案責任進行民主評價或作出錯案責任追究的建議意見。法院評議的方式可以是具有多樣性：案件評查既可以是合議庭,也可以是審判委員會或者是法官評價委員會。但最后,還應提交法官懲戒委員會作最終裁決。

第三、用法律或制度保證追責和追償機制的實施。國家賠償工作是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20年來，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審理了一大批國家賠償案件，制定了一批國家賠償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積極發揮國家賠償的監督制約功能，切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獲得國家賠償的權利，促進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為建設平安中國、律霸網做出了積極貢獻。但是，對追責機制還要進一步予以制定相關的制度和規定。一是要推動完善國家機關尊重并執行國家賠償裁決制度，健全完善國家賠償后依法追償和追責機制，健全冤、錯案件依法糾錯、依法賠償、依法補償和社會救助銜接機制;二是要認真總結國家賠償審判工作經驗，科學評估國家賠償法實施效果，完善追責機制和追償機制的相關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適時提出立法建議，努力促進國家賠償法律體系發展完善。三是在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在司法改革的試點中先行一步，作出適合本地區的相關規章和制度。

五、國家賠償追償與追責制度的行使

(一)對追償權行使

國家機關責令所屬工作人員承擔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第一、受害人的損害必須是由該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造成的;第二、該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存在有致害故意或重大過失或有其它法定情形;第三、致害工作人員所在的國家機關或其他賠償義務機關已經對請求權人給予了賠償。法院或國家機關一旦出現或已認定為冤、錯案件，隨之而來的，一定是請求人申請國家賠償，如果對國家賠償決定不服，還要可以向上一級法院賠償委再次申請國家賠償，或者向最高人民法院再次申請。因此，這就要求人民法院正確認識冤、錯案的嚴重危害性，對冤、錯案一經發現，就要認真對待，盡快徹底糾正，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有錯必糾，盡快地為賠償請求人匡扶正義，讓廣大的民眾對國家法治樹立起正確的信念和信心。冤、錯案件對社會的影響和危害不容低估，法院應當正確地認識到一個冤、錯案會毀掉一個家庭，同時，也會毀掉一個人的一生，任何賠償、補償都無法彌補的;法院出現冤、錯案，所有的工作將處于極其被動的地位，不僅對法官們是一次極大地觸動，同時，也會極大地動搖民眾對法治的信念。因此，法院在對待已確認的國家賠償案件，一定要有一個正確認識。一是要實事求是，不能回避，堅持有錯必糾的原則。

例如，賠償法院應當立即以新聞發布會形式公開案件，揭示案件的真實情況，還事實一個真相;二是要嚴格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的賠償范圍進行賠償，同時，注重與當事人協商解決爭議，凡具備國家賠償案件的立案條件的案件，應當積極配合立案。賠償義務機關首先要放下衙門作風，主動從自身問題出發，多反省、多反思，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三是要力爭做好當事人的撫慰工作，避免當事人情緒化。例如：一般的賠償案件，因上訪的時間都很長，一旦獲得翻案的當事人，還在冤枉的情緒之中，單純提出這個不賠，那個不理，很容易激化與賠償請求人的矛盾，不利于案件的解決，因此，賠償法院或賠償義務機關一定要學會擅于疏導，做好法律宣傳、釋明相關法律規定和程序要求。對已下達國家賠償決定書的案件，要盡快地協調財政機關申請國家賠償金。同時，也要研究制定相應的追償的有關方式。然而，從現行國家賠償追償的角度論，在實施追償權時，也要有相關的法定程序和約束。對于追償權的認定和行使，賠償義務機關應當審慎為之，切忌濫施。如果隨意擴大追償權的范圍，則將導致追償權事件增加，使公務員遇事受阻或不作為，難以充分發揮國家工作人員行使公務的作用。在實踐中，賠償義務機關需深刻理解法律含義，權衡利弊，注重實效，正確、合理地認定和行使追償權。一般來說，國家賠償義務機關是追償權人，被追償人為實施加害行為的人，其中，有的損害后果系因數人的共同行為或數人的多項行為而發生的，在這種情況下，數人均可作為被追償人。在賠償義務機關行使追償權的過程中，可以根據各個行為人在加害行為中的地位、作用、過錯程度等因素，分別確定其追償責任，但這時的追償責任不是連帶責任，賠償義務機關不能向一個或部分被追償人追償全部被追償人應償還的賠償金額，而只能分別向各個被追償人追償其應當承擔的份額。例如：對于承擔責任制機領導的行為造成損害的，被迫償人為該領導;如果損害是合議制或委員會制機關的行為造成的，因合議制而決定的事項造成的，被追償人應為參加合議的所有人，但是，對最終形成的決議表示反對的人不能作為被追償人。也就是說，賠償義務機關只能向贊同決議的合議者行使追償權，而對于反對該決議者沒有追償權。又如：在國家賠償立法中或在追償事務中，賠償義務機關多首先采取協議方法，由追償權人與被追償人進行協商，議定被要求償還的數額、給付方式及有關事項，如果協議一經形成，對雙方均有拘束力;對經協商未達成協議的，賠償義務機關有權就追償數額、償還方式、期限及有關事項做出決定。被追償人對決定不服的，可以尋求司法救濟。

另外，在國家賠償費用履行中目前還存在的一定的問題。一是國家賠償案件中進行追償的比例過低。一方面是責任人的財產賠償責任嚴重缺失，可能會助長國家公職人員濫用權力;另一方面是國家賠償的財產利益由于得不到有效追償而受到損失，導致法律適用的嚴重不公正。二是財政部門的審核及追繳權難以實現。《國家賠償費用管理辦法》雖然賦予了財政部門對賠償義務機關實施追償的審核及追繳權，但實際執行中，這種審核追繳權很難落實。三是有關國家賠償追償的法律法規過于原則。存在著較大疏漏,實踐中難以操作。我們建議在修訂《國家賠償法》和《國家賠償費用管理辦法》時，應對追償的主體、權利義務、程序等予以明確規定。所以，為了切實保證國家賠償追償公平、合理、適法，使追償制度發揮應有的作用，在立法上應對追償作出必要的更為嚴格的規定和要求。

(二)對追責的行使

司法人員瀆職、不作為、亂作為等行為是造成冤、錯案件的重要原因。我們應當認識到，公檢法司各個部門的辦案，當然不可能完全杜絕錯誤，因為案件是人去辦理的，而人難免不了出錯。目前，我們要做的是，如何依靠制度，依靠各方面力量，來確保人為的錯誤降低到最低限度，特別是避免無可挽回的錯誤。追責也要有相關的法定程序來約束。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如果作出國家賠償決定書，是否要確定責任人，在《國家賠償法》中并沒有明確規定。根據《國家賠償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司法賠償義務機關賠償后，應當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員追償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一是刑訊逼供或者以毆打、虐待等行為或者唆使、放縱他人以毆打、虐待等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二是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三是在處理案件中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對有上述情形的責任人員，有關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上述規定說明，追責的主體則為有關機關，但是具體落實在由哪個部門實施，全國法院對此并沒有明確統一的具體規定。就法院自賠案件而言，應由賠償委向紀檢監察室提起，或紀檢監察室依職權提起，最后，由院長辦公會或審委會或提請法官懲戒委員會，其具體工作，如何操作有待作進一步研究或由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我們建議對國家賠償追責案件，應當由賠償義務機關組成聽證委員會或相關機構，對責任人進行聽證，最終，形成處理意見。

綜上，凡是法律、法規都要有一個從理論到實踐、從實踐到理論并逐步完善的過程，國家賠償案件也是這樣，這就需要我們法律工作者不斷地總結國家賠償案件在司法實踐中的問題和不足，使法律、法規更加規范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