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初，被告人張某、鄭某伙同小白(另案處理)，共謀利用虛假身份信息向汽車租賃公司租車，然后虛構事實用所租汽車質押借款騙取他人現金。2011年7月21日，由鄭某、小白(化名)冒用劉-慶的名義與汽車租賃公司簽訂汽車租賃合同并支付押金10000元，租得渝ANUXXX本田轎車一輛(價值140807元)。張某隨即找黑兒(化名)以鄭*英為名偽造了渝ANUXXX本田轎車的機動車銷售發票、機動車登記證書以及名為鄭*英、頭像為小白的身份證。2011年7月27日，被告人鄭某、小白利用上述偽造的證件及鄭*英的機動車行駛證，在重慶市渝中區民族路家樂福附近，冒用鄭*英的名義出具虛假借條，約定借款120000元、為期3個月，并以渝ANUXXX本田轎車質押給甘某某，最終實際騙得甘某某現金114000元，所得贓款被張某等人瓜分。案發后，涉案轎車被汽車租賃公司自行找回。

2012年7月，被告人張某、丁某等人共謀利用虛假身份信息向汽車租賃公司租車，然后虛構事實用所租汽車質押借款騙取他人現金。2012年8月1日，由被告人丁某、鄒*木冒用崔*濤的名義與汽車租賃公司簽訂汽車租賃合同并預付租金4000元，租得渝A1AXXX豐-田轎車一輛(價值125980元)。張某隨即找人偽造了渝A1AXXX豐-田轎車的機動車登記證書、車輛購置稅完稅證明以及車主陳-靜的身份證。2012年8月8日，丁某、曾*興伙同黃*平(另案處理)等人利用上述偽造的證件及陳-靜的機動車行駛證，在重慶市江北區北城旺角，冒用陳-靜的名義出具虛假借條，約定借款115000元及利息、違約金等內容，并以渝A1AXXX豐-田轎車質押，最終騙得王某某現金94000元，全部贓款被張某等人瓜分案發后，涉案轎車已被汽車租賃公司自行找回。

被告人丁某、鄭某后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丁某到案后配合公安機關將被告人張某抓獲歸案。被告人張某、鄭某、丁某到案后如實供述了上述事實。另查明，另案處理的鄒*木退繳現金1000元，黃*平先后退繳現金共93000元，合計追回現金94000元。

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張某、鄭某、丁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詐騙罪，應數罪并罰，向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被告人張某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無異議。被告人鄭某、丁某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和罪名均表示無異議。被告人張某另提出其沒有詐騙汽車租賃公司財物的目的，只是將租來的車當作犯罪工具，汽車租賃公司可以通過GPS衛星定位系統找到自己的車，并通過法律途徑拿回屬于自己的車，且車輛已追回，其行為未給汽車租賃公司造成任何損失，而且還向汽車租賃公司支付了一定現金;其行為最終目的是騙取貸款司的現金，不構成合同詐騙罪，只構成詐騙罪一罪的辯解意見。

【審判】

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張某、鄭某、丁某，虛構事實、冒用他人名義，在與汽車租賃公司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車輛;后又利用虛假的產權證明、以所騙車輛質押等欺騙手段，以借款名義，騙取他人現金，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被告人張某、鄭某、丁某的行為均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依法應以合同詐騙罪予以定罪處罰。其中，被告人張某涉案金額474787元，數額巨大;被告人鄭某涉案金額254807元，被告人丁某涉案金額219980元，均數額較大。

被告人張某等人以虛構事實、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手段取得對被騙車輛的實際控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目的，客觀上實施了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且該行為已實施完畢，應以合同詐騙罪對張某等行為人予以處罰。此外，張某等人用非法獲取的車輛作質押，利用偽造的證件，冒用他人身份，以借款的名義騙取被害人錢財的行為，擾亂市場秩序，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公訴機關指控詐騙罪的罪名認定不當，應以合同詐騙罪予以定罪處罰，故對被告人張某提出的其行為只構成詐騙罪一罪的辯解意見不予采納。但鑒于涉案車輛已追回，被告人張某等曾向汽車租賃公司支付過一定現金，對被告人張某等人可以酌情予以從輕處罰。

鑒于被告人張某、鄭某、丁某到案后均能如實供述其犯罪事實，在審理中能自愿認罪，涉案車輛均已追回，被害人王某某的損失94000元已追回，被告人丁某有立功情節，依法對被告人張某、鄭某、丁某予以不同程度的從輕處罰。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六十八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四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條之規定，以合同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張某有期徒刑4年6個月，并處罰金20000元;判處被告人鄭某有期徒刑2年6個月，并處罰金10000元;判處被告人丁某有期徒刑1年9個月，并處罰金10000元;責令被告人張某、鄭某共同退賠被害人甘某某經濟損失114000元。

評析

本案被告人先后實施了騙取汽車和騙取現金兩個行為，兩個行為前后關聯，單獨來看均構成犯罪，爭議的焦點主要在于是數行為均作為處罰的依據還是只以其中一行為為依據。從刑法理論分析，本案的難點在于牽連犯、吸收犯和事后不可罰的認定和區分。

一、本案兩行為是否構成牽連犯?

有觀點認為被告人詐騙車輛是手段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騙取現金是目的行為，構成詐騙罪，數罪出于一個犯罪目的，構成牽連犯。筆者認為，被告人兩行為不構成牽連犯。

一般認為，所謂牽連犯，是指為了一定的目的實施某種犯罪，其方法行為或結果行為又觸犯其他罪名的犯罪類型。它具有以下特征：

1、具有數個行為。

2、以實施一個犯罪為目的。目的行為是本罪，其方法行為或結果行為又構成了另外一個犯罪，即他罪，他罪是為了本罪目的的實現而實施的。

3、數個行為之間具有牽連關系。從主觀上來說，行為人有牽連的意思;客觀上，數行為之間具有通常的目的與方法或原因與結果的關系。如果行為人主觀上不具有牽連的意思，或者數行為間在一般人看來不具有目的與方法或原因與結果的關系，則不能認為是牽連犯。

4、數個行為分別觸犯了不同罪名。

就本案而言，兩個詐騙行為之間具有一定的聯系，但是按照上述牽連犯的定義，本案的兩個詐騙行為在數行為分別觸犯不同罪名以及行為之間具有通常的目的與方法或原因與結果的關系這兩點上還值得商榷。筆者認為，首先，本案中被告人騙取車輛的行為是發生在簽訂、履行汽車租賃合同過程中，騙取車輛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無爭議;而后一行為，被告人不僅在簽訂、履行借款合同中冒用他人名義，還提供虛假的產權證明，以他人車輛質押，顯然也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從這一點而言，本案兩個行為并不符合構成牽連犯應具備的數行為分別觸犯不同罪名的要件。

其次，行為人雖具有騙取租賃車輛之后用其騙取借款的主觀故意，騙取借款是最終目的，兩個行為之間具有事實上的關聯，但并不具有刑法意義上的牽連關系。根據主觀說、客觀說或折-衷說，如果數個行為分別觸犯不同罪名，又符合主觀或客觀上的條件，則可以認定為牽連犯，但客觀說或折-衷說均認為數個行為之間必須具有通常的手段與目的、原因與結果的關系時，才宜認定為牽連犯，如果數個行為之間是偶然存在的關系，則不能成立牽連犯。主觀說、客觀說分別認為，只要前后兩個行為在主觀上或客觀上具有手段與目的、原因與結果的關系，就應當認定為牽連犯;折-衷說認為，前后兩個行為必須同時在主觀上和客觀上均具有牽連關系，才構成牽連犯。

顯然，僅憑行為人的主觀意識認定牽連關系是不夠的，必須.結合客觀情況予以認定。筆者認為，按照社會的一般觀念，騙取車輛并非騙取借款的一般手段，兩個行為分別具有較強的獨立性，不屬于通常的手段與目的的關系，不易認定為具有牽連關系。

牽連犯之所以在科刑上作為一罪處理，其理由在于“能夠評價為社會一般的觀念上(自然的觀察、社會的見解上)在類型上一體的事實，或者能夠認為類似作為一罪的結合犯的密切聯系的關系，因而沒有必要作為并合罪獨立給予刑法的評價。”本案中騙取車輛的行為侵犯了汽車租賃公司的財產所有權，并擾亂了汽車租賃市場秩序，而騙取借款的行為又侵犯了其他人的財產權益和正常的民間借貸秩序，兩個行為分別侵犯了不同的法益，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本案的兩個行為若以牽連犯處罰，既不能對行為人的行為進行充分評價，也不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

二、本案兩行為是否構成吸收犯?

如前文分析，本案中被告人實施的兩個行為均構成合同詐騙罪，也有觀點提出兩個行為之間應構成吸收犯。筆者認為，本案中的兩個行為不構成吸收犯的關系。

有學者認為，所謂吸收犯，是指行為人在針對同一行為對象的同一犯罪過程中，基于一個主導或單一犯罪意圖的支配，實施分別符合數個構成要件行為的數個事實行為，按照社會經驗或者法律性質判斷這些行為之間存在著當然聯系，從而其中的一個行為將其他行為吸收，被吸收的行為失去獨立存在的意義而按吸收行為論罪的犯罪形態。有學者認為吸收犯具有以下特征：

1、具有數個犯罪行為;

2、數個行為之間必須具有吸收關系，如重行為吸收輕行為、實行行為吸收預備行為、主行為吸收從行為。一個犯罪行為之所以能夠吸收其他犯罪行為，是因為這些犯罪行為通常屬于實施某種犯罪的同一過程，彼此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如前一犯罪行為可能是后一犯罪行為發展的所經階段，或后一犯罪行為可能是前一犯罪行為發展的自然結果，或者在實施犯罪過程中數個行為之間具有其他密切關系。

也有學者在吸收一罪中論述吸收關系，主要包括以下情形：1、附隨犯，2、發展犯，3、共罰的事后行為，4、共犯的競合。吸收犯之吸收關系在法理上存在多種主張，但筆者認為認定吸收關系至少要滿足數行為處于同一過程之中，而且指向同一對象這一基本特征。否則，將無法區分吸收犯與連續犯，吸收犯的范圍將過于寬泛。

本案中的兩個行為不構成吸收犯的關系。原因在于：

第一，本案前后兩個行為并不能理解為處于同一犯罪過程之中，所謂同一犯罪過程必須作通常的社會經驗或法律性質的判斷。騙取租賃車輛的行為并非騙取借款行為發展的必經階段，騙取車輛后可能實施其他犯罪行為而并不必然產生騙取借款的結果，騙取借款也并非騙取車輛后自然發展而來的行為。

第二，本案前后兩個行為所侵犯的財產價值大致相當，并不存在重行為吸收輕行為的情況，而且二者之間不屬于主行為與從行為的關系，所以不存在一個行為吸收另外一個行為后，被吸收的行為構成的犯罪失去存在意義的情況。

第三，本案兩個行為分別指向了汽車租賃公司和借款人兩個被害人的財產，兩個行為均對刑法保護的法益造成了侵害，均具有刑法評價的意義和必要。

因此，本案中騙取車輛與騙取借款兩個行為之間，無論從犯罪對象還是犯罪行為發展的邏輯上，均不具有吸收包容的關系，并不屬于吸收犯的范疇。

三、本案后一行為是否屬于事后不可罰行為?

本案中被告人的后一犯罪行為是利用了前一犯罪行為的結果，那么后一犯罪行為是否屬于事后不可罰的行為?

所謂事后不可罰行為，是指在狀態犯的場合，為了確保利用或處分本罪行為所獲不法利益而針對同一法益(本罪法益)實施的，盡管形式上符合相關犯罪的構成要件，但因未超過原法益侵犯范圍和程度而不可罰的行為。事后不可罰行為的核心要素有三，其一是只能發生在狀態犯的場合，其二是只能針對同一法益，其三是不能擴大法益損害。所謂同一法益，是指同一法益主體的同一法益，如果侵犯了第三者的利益，當然就不屬于同一法益。也有學者認為，事后不可罰的行為，之所以并不另成立犯罪，主要是因為事后行為沒有侵犯新的法益(缺乏違法性)，也可能是因為事后行為缺乏期待可能性(缺乏有責性)。依照期待可能性理論，處分贓物的行為通常被認為雖然妨害了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但基于人性的弱點，法律不可能期待其如實交出贓物以保證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即沒有期待可能性，這一行為應認定為事后不可罰。

本案中，后一行為并不構成事后不可罰行為。理由在于：

一是本案中后一行為利用前一行為的犯罪所得，并不是為了確保利用或處分前一行為所獲不法利益而實施的，而是為了進一步獲取其他人的財物，被騙取現金的受害人也不可能基于善意而取得質押物。

二是被告人實施了騙取租賃車輛和利用車輛擔保騙取借款的兩個行為，侵犯了不同法益主體的不同法益，前行為侵犯了汽車租賃公司的財產所有權和汽車租賃市場秩序，而后行為顯然超出前行為所侵犯之法益而侵犯了新的法益，擴大了法益損害，后行為足以單獨構成犯罪。

三是被告人以所騙車輛為擔保騙取借款的行為，不僅僅是侵犯他人財產權益的行為，還是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不能基于前一行為中車輛的存在而否定后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因此，基于上述理由，本案中騙取現金這一行為不屬于事后不可罰的行為，被告人前后實施的兩個行為均應予以處罰。

綜上所述，本案中，被告人實施的前后兩個行為侵犯了不同對象的不同法益，并不屬于牽連犯、吸收犯及事后不可罰的行為之情形。被告人的數個行為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應對被告人的數個行為均予以處罰，進行充分評價。因被告人實施的前后兩個行為均觸犯了合同詐騙罪，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并對其犯罪數額相加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