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身傷害糾紛案件認證難的原因分析

(一)人身傷害糾紛的特點

人身傷害是指加害人的不法行為給受害人造成身體傷害后果的民事法律行為。有以下特點：一是普遍性。這類糾紛在城鎮、鄉村較普遍存在，特別是在鄉村或經濟不發達地區、山區、群眾法治觀念較為淡薄，容易發生這類糾紛。據了解，某基層法院每年審理人身傷害賠償糾紛案40—50件，審理因人身傷害糾紛轉變成刑事犯罪案件10—20件，通過基層調解組織調解的這類糾紛超過200件。二是社會危害性。當事人雙方一旦發生糾紛，往往采取過激行為，不考慮后果，輕則致人輕微傷，重則輕傷、重傷或致人死亡，不僅給當事人造成身體傷害，造成經濟損失，而且影響社會安定團結。三是難以取證。糾紛雙方往往十分對立，而且一般不會在公共場所或人口聚集場所發生沖突，證人或旁觀者較少。除雙方當事人清楚糾紛發生經過外，其他證據難以取得。

(二)舉證難

人身傷害賠償糾紛案件由于存在難以取證的特點，這類案件一旦起訴到法院，就發生糾紛的過程這個關鍵環節而言，如果只有雙方當事人，沒有任何第三人在場或目睹情況下，當事人只能提供自己的陳述;特殊情況下，除雙方當事人外，即使有第三人在場目睹糾紛經過，當事人所能提供的證據材料也往往是自己的陳述，鮮有證人證言。從審判實踐來看，一般情況下能出據證言的證人與當事人都有某些特殊的關系，包括親屬、朋友、同學或與對方有過節等，證人一般不愿意出據證人證言或出庭作證，除非法院依職權調查取證。從心理學上講，人的行為傾向要受到價值觀和倫理觀的影響，社會的商品化大潮注定了人們實施某種行為時具有一定的價值取向，使部分人在實施一些非經濟的或利他主義行為時的義務、責任感弱化，事不關己，何以為之?正是這一價值觀，導致許多證人在作證問題上的消極心態。而且，作證常常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在特別情況下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這是多年來審判實踐的經驗之談。證人首先是社會的人，有著生存、社交和安全的需要，證人作證的代價，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上述需要的滿足。特別是在鄰里之間、同事之間、同行之間的訴訟作證關系，尤其容易影響證人未來人際交往的問題。在作證代價中經濟損失和人身權利的受侵犯可能，是影響證人作證積極性的另一重要原因。現代社會生活快節奏、惜時間、講效益，作證雖然對社會和在法律上是重要的，但對自己則是無為的，甚至有害的。雖然訴訟法和有關實體法規定了對證人人身權利加以保護的原則和具體法條，但在執行中存在許多問題，如法院無力支付證人的這些經濟補償費用，對證人受到當事人或其他人的岐視、脅迫甚至人身傷害的法律救濟往往不及時，這些問題導致了證人不愿作證，從而對這類特殊的案件帶來舉證難的問題。

(三)對證據材料判斷難

從司法實踐看，在人身傷害賠償案件中，當事人所舉的能夠證明傷害行為的證據一般是當事人自己的陳述和證人證言等。這些證據材料，當事人一方提供的只能對己有利，這給法官對證據材料的判斷造成困難。從證據價值角度講，當事人收集和舉證的目的在于支持自己的主張，對勝訴有價值的證據首先要為我所用并帶來經濟利益。這種觀念明顯包含非理性的心態，并且具有普遍性，但從訴訟對抗角度講，它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沒有“為我所用”意識，證據收集義務和舉證責任也就無從談起。所以當事人舉證不可能支持對方的訴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客觀上給法官判斷使用證據帶來了麻煩。

1、當事人陳述。它是指訴訟當事人就他們所感知、理解和記憶的與案件有關的事實情況，向人民法院所作的陳述，它的最大特點就是“為我所用”。當事人為了證明自己主張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會積極地向法院舉證，陳述他們知道的有關案件的全部事實情況。同時，由于當事人與案件處理結果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利益是對立的，他們往往不容易說真話，講實情，甚至會隱瞞對自己不利的有關事實和證據，而夸大乃至編造對自己有利的事實和證據，縮小不利于自己的事實，或者歪曲事實，虛構情節，作為真實的陳述。所以對當事人陳述，法官在判斷時必須慎之又慎，不能輕易確認其證明力。

2、證人證言。證人證言是重要的訴訟證據之一，它的特點是可靠性差，既有可能是真實的，也有可能是虛假的，法律雖然規定了“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或“經法庭審查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但是要查證屬實談何容易?法官必須對證人的智力狀況、知識和經驗、品德、法律意識進行審查。同時為了審查證人證言的真實性，還必須分析證人的心理特點及其與當事人的關系等。因此，審查證人證言的真實性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不能簡單從事。

3、不重視法院調查取證。現行《證據規則》加大了當事人的舉證責任，規定了非因法定事由或非因當事人申請法官不得調查取證。這些規定從理論上講是非常不錯的，無可挑剔的，但筆者認為這是建立在法治化程度比較高的平臺上的比較理想的規定。在我國目前法治化程度比較低，公民法治意識較淡薄和法律知識水平低的實際情況下，對這種特殊人身傷害案件，如不加大法院調查取證的力度，僅憑當事人提供的陳述和證人證言，很難查清案件事實。這里又涉及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的問題，目前理論界、實踐界對“法律事實”作為定案依據已沒有異議，但法律事實要靠證據支撐。筆者認為對這類特殊案件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應加大法院調查取證力度，減輕法官判斷證據的困難。

二、對策

對司法者而言，面對難以查清的事實，法院仍然有義務解決當事人之間的事實和法律爭執，不能拒絕裁判。那么，作出怎樣的判決才算是公正的判決，這是很費審判者苦心的。為了審理好人身傷害賠償案件，切實解決法官認證難問題，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加強舉證指導。對起訴到法院的人身傷害賠償案件，立案人員要加強對當事人進行舉證指導，除向當事人發放舉證須知和訴訟風險告知書外，特別要對關鍵證據如證人證言、物證等如何依法收集進行指導，有證人的告之當事人必須提供證人或者知情人姓名、住址等;同時，要強化當事人舉證責任、告之當事人不舉證的法律后果，使當事人盡可能地舉證，為案件的審理和法官質證打下基礎。

(二)加強調查取證。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采取當事人主義與職權主義相結合的訴訟模式，只是偏重程度不同而已。我國目前實行當事人主義為主職權主義為輔的訴訟模式。葡萄牙一著名學者說過“訴訟模式無優劣，但要適合具體情況”，筆者認為，訴訟模式不是絕對的，我們絕不能走極端，而應當因案而異，具體分析特別是對一些特殊的案件，如人身傷害賠償糾紛案件，由于這類案件舉證難，為了盡可能減輕法官認證難，使裁判更加公正，應加大法院調查取證的力度，只要法官認為有必要依職權調查取證，無須當事人申請就可調查取證。這樣做能夠使法官對當事人提供的相互矛盾、且證據份量不相上下的證據材料進行分辨，明斷是非。而且我國民訴法第六十四條規定的“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這為法官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提高法官認證能力。在中東地區廣泛流傳有關內史路丁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說他在充當地方法官首次聽審案件面臨的困惑：原告的控告是那么的有說服力，以至于內史路丁大聲說：“我相信你是對的”。書記員請求他克制自己，因為還沒有聽審被告方。內史路丁于是聽了被告的辯解，但他再次被弄得暈頭轉向，大聲說：“我想信你是對的”。書記員無法允許這樣，說道：“閣下，他們雙方不能都是對的”。內史路丁回答書記員：“我相信你是對的”。雖然內史路丁不是職業裁判者，原告或被告的陳述都會使他深信不疑，但是，人身傷害案件中僅有的證據可以證明相互矛盾的“事實”，仍然是我們法官要面對的問題。對法官而言，面對有限的證據，如何證明案件事實，我認為，必須審查證據的三性，堅持綜合認證，每一個事實必須有證據加以證明，防止認證簡單化、隨意性。為了裁判的公正和實現社會正義，法官必須不斷提高自身業務素質。法官不僅要具備豐富的法律知識、敏捷的思維能力，還要掌握心理學知識，以及運用現代高科技手段認證的能力，不斷提高自己的認證水平。

(四)嚴防“假”證據。法官要對夸大事實、隱瞞事實的當事人、證人進行嚴厲批評教育;對故意提供假證據且影響較壞的當事人、證人要依法進行制裁，并且公開予以曝光，以警示他人，預防和減少訴訟中假證據現象，避免影響法官認證;對打擊報復證人的當事人進行嚴厲處罰，為證人出庭作證創造良好的環境，減輕法官認證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