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帶民事訴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一直以來是學術界爭論的話題，現在大多數學者都趨同于認為我國應規定被害一方有權要求被告人賠償因犯罪行為造成其精神痛苦的損害，盡管目前《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限定被害人只能就遭受的物質損失要求賠償。筆者認為，無論從法理上還是國外司法實踐，精神損害賠償都應作為被害人的權利而加以明確規定。但是，在此之前，有必要對精神損害賠償這一制度加以具體分析，認識其本質特征，這樣才能更好地應用于司法實踐。精神損害是一種非財產損害，主要表現為對人格尊嚴的貶低，使威信下降，產生精神上的痛苦、不安，以及在其他方面表現出來的損害。[1]現代醫學和心理學的研究證明，精神損害給被害人造成的痛苦，常轉化為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創傷，經久難以平愈，這比肉體上的創傷更為痛苦。因而，世界各國普遍認為，對于被害人的這種精神損害，確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予以彌補。但采用何種方式加以彌補，有各種不同的做法。早期東歐、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認為，以金錢方式賠償精神損害，等同于將被害人人格作為商品進行交易，這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情、法律意識格格不入。而且，精神上的損害難以用金錢具體衡量。因而，這些國家一般主張以賠禮道歉、恢復名譽等方式對精神損害加以補償。而資本主義國家一般都認為可以財產方式彌補精神損害，他們認為，人的精神痛苦往往影響到身心健康，甚至轉化為疾病，進而帶來醫療費用的開支，收入的減少等。從這個角度講，給予精神賠償，可以保護受害人的身體健康，預防或避免因精神痛苦而造成進一步的損失。我們認為，以財產作為補償精神損害的一種方式，其用意不在于單純將被害人的人格等同于商品。精神損害賠償的目的和其他彌補精神損害的方式，如賠禮道歉、恢復名譽一樣，是作為撫慰被害人精神痛苦的一種形式。實踐證明，在許多案件中，僅僅有被告人的賠禮道歉是不足以達到消除被害人內心痛苦的目的的，甚至在被告人被依法判刑，受到國家公力懲罰的情形下，這種痛苦仍然深深存在。而對被害人加以財產補償，以被實踐證明是一種有效的撫慰方式，這種方式已經作為現代各國精神損害賠償的主要方式。在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尚未被列入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但在民事領域，法律已認可精神損害賠償的存在。《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可要求賠償損失。既然附帶民事訴訟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民事訴訟，將其排除在適用該條之外，顯然是不合理的。而且，拒絕把精神損害納入附帶民事訴訟的請求范圍，必然會使司法實踐陷入兩難的境地。一方面，《民法通則》已明確規定，對于實施侵害公民人格權造成精神損害的民事侵權行為的加害人，被害人有權請求損害賠償，但是，對于實施侵害公民的人格權造成精神損害的犯罪行為的被告人，卻不允許被害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這顯然有悖情理。另一方面，如果允許被害人對實施侵害人格權的犯罪行為的被告人提起賠償訴訟，而不將這種訴訟納入附帶民事訴訟之中，這就勢必人為地分裂兩個完全可以合并的訴訟，不符合訴訟便利原則。[2]從《民法通則》規定來看，我國要求提起精神損害賠償主要限于被害一方精神性人格權的情形，諸如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如認可《民法通則》有關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適用附帶民事訴訟，我們可以發現能夠要求精神損害賠償的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主要集中在侵害公民人身權利案件中的一部分，如侮辱罪，誹謗罪等，而對于侵害公民物質性人格權，如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的刑事案件，如殺人，傷害，強奸等案件，則不得要求提起精神損害賠償。這顯然存在不合理之處。因為按一般人常識，殺人，傷害，強奸等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精神傷害明顯比侮辱，誹謗之類的行為造成的精神傷害要嚴重地多。其實，細想一下，我們可以發現，《民法通則》中所提及的精神損害賠償一般存在于民事侵權行為中，其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將應該納入刑法調整的嚴重侵害公民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的行為作為自己調整對象并對這類行為的精神損害賠償作出規定。這樣，我們就不會奇怪出現上述矛盾之處了。因而，可以認為，僅僅以《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作為刑事精神損害賠償的依據是遠遠不夠的，有必要針對刑事案件的特殊性作出獨立的具體詳細的刑事精神損害賠償的法律規定。